秋驾陕甘宁蒙 八 陕西历史博物馆 大唐遗宝 何家村文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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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这个需要购票进入参观,而且不让照相。我斗胆偷拍几张,毕竟来一次不容易。我违规了,大伙不要学我。《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这是“何家村遗宝”自1970年发现以来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展出精心挑选的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精品300多件(组),其中包括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和鸳鸯莲瓣纹金碗四件国宝,展品中有一多半是首次公开亮相。


鎏金仕女狩猎纹银杯,四幅狩猎图与四幅仕女游乐图相间排列于外壁上,通过人物不同神态和活动场面勾勒出唐代妇女生活重要场景。鸳鸯莲瓣纹金碗是目前发现唐代金银器中最为富丽堂皇的华美作品。

鎏金鸳鸯莲瓣纹金碗银碗

鎏金银碗

鎏金双鱼纹银碗

鎏金双狮纹银碗

小簇花纹银盖碗

在器物上区分构图,是西方金银器中常见的构图方式。金铛内底部以双狮为中心、周围环绕麦穗纹圆框,是萨珊金银器中常见的“徽章式纹样”。但铛这种器形则是中国传统的,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有茶铛、酒铛、药铛等。


左:仰莲瓣座银罐



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
这件是用和田美玉雕凿而成,玉质洁白温润,玉杯外壁装饰有忍冬图案。忍冬纹又称为卷草纹,是一种缠绕植物,因为在冬天也不凋谢,故有忍冬之称,是从南北朝就开始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本草纲目》中记载:忍冬“久服轻身,长年益寿”,因此用它来寓意长寿。
这件杯子造型别致,工艺精湛,形状为八曲长椭形。多曲长杯出现和流行在萨珊,后来影响到其他地区,这件杯子的形状完全模仿了萨珊风格的多曲长杯,
但装饰纹样却是传统的中国纹饰,可以说,这件白玉杯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代表作。同时,这件玉杯也反映出唐代高超的制玉工艺。杯壁口沿处打磨的很薄,只有半厘米,从杯口到杯底逐渐增厚,唐朝高超的碾磨雕琢技术由此可见一斑。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这件溢彩流光的唐代金杯杯口外侈,器壁有内向的弧度,“6”字形的把手铆钉在一片“十”字形金片上,与杯身固定。杯身制造成型后,进行了仔细的打磨处理,因此腹身有密集的等距离平行线。在光滑的器腹表面上,由上下两端相对的四对如意云头纹分割成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每个单元中装饰一朵团花,团花由锻打的扁金片构成,焊接在杯腹表面,形成立体感极强的装饰。在团花及如意云头纹最外缘又焊接有细密排列的小金珠。下腹部用同样工艺焊接四个云头纹,外侧皆焊有金珠,其中一云纹内沿里残存着一小块白色镶嵌物。
那么什么是“金筐宝钿”呢?考古学家从法门寺出土的物账碑中找到了答案,其上面有“真金函一枚金框宝钿真珠装”的文字记载。通过对照实际器物,我们知道“金筐宝钿”就是指器物表面焊接有金丝编成的外框及细密的金珠,再镶嵌以宝石。由此可以想象这件金杯当年的完整面貌,在其杯身的纹饰内曾经镶嵌有五颜六色的宝石!现在,虽然宝石已遗失殆尽,可当我们面对这件依旧金碧、玲珑的艺术品时,仍能感受到它令人屏息凝神、继而惊叹的美。

鎏金仕女狩猎纹银杯,四幅狩猎图与四幅仕女游乐图相间排列于外壁上,通过人物不同神态和活动场面勾勒出唐代妇女生活重要场景。鸳鸯莲瓣纹金碗是目前发现唐代金银器中最为富丽堂皇的华美作品。

鎏金鸳鸯莲瓣纹金碗银碗
国宝级文物。这是迄今发现唐代金银器中最古丽华美的作品。可能是唐代中央官府作坊的制品。内壁墨书“九两三”,应是唐代人称重后留下的记录。

鎏金银碗

鎏金双鱼纹银碗

鎏金双狮纹银碗
银碗口沿下内束,折成略有弧状的斜壁。圜底,外腹壁捶出十朵如意云头,器底焊接附加鎏金圆饰片。圆片内以鱼子纹为底,中心模冲出两只相对的瑞狮,双口衔折纸,脚下亦装饰一株折枝花,边缘为一圈绳索纹,绳索纹外加饰一周向内翻卷的波浪纹,纹饰均鎏金。
唐王朝的繁荣与开放,是唐朝的文化呈现出缤纷的多元化风格,表现在手工业制作上则是除了丰富的中国传统工艺和装饰风格外,还有许多从西域传入的外来文化元素。尤其是金银器,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装饰纹样都有外域文化的烙印。这件双狮纹银碗的碗体上捶揲出一周如意云头,使整个银碗的外形饱满厚重,极富立体感。而这种在碗壁上以捶揲技术制作出凹凸纹样的手法在古代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都十分流行,它是西方器皿特有的风格,更是西方古老的文化传统。而银碗碗底的主纹饰外围环绕着绳索纹圆框的装饰手法,也并非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手法,它应是波斯萨珊银器影响的产物,其形式大都为中间是狮、鹿和瑞兽,周围绕以绳索式圆框或花瓣。这种手法在萨珊银器中被称为“徽章式纹样”。银碗中双狮的对称布局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均衡对称的要求,而双狮口中的折枝花和碗体装饰的如意云头纹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可以看出,唐代工匠们并不是单一地借用外来文化,而是将其有机地与本国的文化统一起来。所以这件双狮纹银碗可说是融合了中西方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

小簇花纹银盖碗
银盖碗高11.7厘米,口径21厘米,重1220克。在装饰上它采用散点式手法,盖顶中心錾刻出一朵六出大团花,周围及腹部散点式地配置了六朵向心式小簇花,纹饰全部鎏金,简洁大方又不失华贵。

孔雀纹银方盒

鎏金团花纹六曲银盒

孔雀纹银方盒
银碗口沿下内束,折成略有弧状的斜壁。圜底,外腹壁捶出十朵如意云头,器底焊接附加鎏金圆饰片。圆片内以鱼子纹为底,中心模冲出两只相对的瑞狮,双口衔折纸,脚下亦装饰一株折枝花,边缘为一圈绳索纹,绳索纹外加饰一周向内翻卷的波浪纹,纹饰均鎏金。
唐王朝的繁荣与开放,是唐朝的文化呈现出缤纷的多元化风格,表现在手工业制作上则是除了丰富的中国传统工艺和装饰风格外,还有许多从西域传入的外来文化元素。尤其是金银器,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装饰纹样都有外域文化的烙印。这件双狮纹银碗的碗体上捶揲出一周如意云头,使整个银碗的外形饱满厚重,极富立体感。而这种在碗壁上以捶揲技术制作出凹凸纹样的手法在古代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都十分流行,它是西方器皿特有的风格,更是西方古老的文化传统。而银碗碗底的主纹饰外围环绕着绳索纹圆框的装饰手法,也并非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手法,它应是波斯萨珊银器影响的产物,其形式大都为中间是狮、鹿和瑞兽,周围绕以绳索式圆框或花瓣。这种手法在萨珊银器中被称为“徽章式纹样”。银碗中双狮的对称布局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均衡对称的要求,而双狮口中的折枝花和碗体装饰的如意云头纹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可以看出,唐代工匠们并不是单一地借用外来文化,而是将其有机地与本国的文化统一起来。所以这件双狮纹银碗可说是融合了中西方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

鎏金团花纹六曲银盒
银盒是唐代金银器中较多见的种类,造型也最为丰富。初唐时期,银盒的装饰上还有浓厚的外来影响,如盖面中心带有双翼的神异动物与外圈一周麦穗圆框组成“徽章式纹样”。这是萨珊、粟特金银器最具特点的装饰风格。这件银盒盖面上的主题纹饰已由粟特、萨珊的神异动物转变为唐代流行的团花、折枝花,徽章式的圆框也转变为活泼流畅、首尾相接的阔叶折枝。盒上的纹样变化、反映了唐代金银器从完全接受外来物到模仿改造,再到自主创新这一发展轨迹,是研究唐代器物变化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资料。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赤金盆
唐代,金盆是皇宫内常用的洗漱器具。皇子(女)出生后三天,皇宫中要举行隆重的洗儿会,为皇子洗身时要用金唐盆。因此,也有人将金盆称作洗儿盆或浴盆。
这件赤金盆是用金片捶打制成的,在盆口沿处向外弯折,形成便于手捉的边沿。器壁光滑规整,由内底中心点处向外有密集的粗细不一的螺旋纹,一直延续到腹壁。金盆的内外壁留有许多擦痕、磨痕、斑痕,从这些痕迹分析,这应该是一件使用器。
金盆虽然通体光素无纹,但却厚重大方,显得高贵、典雅、殷实、富足。透射出不同寻常的豪华大气。何家村窖藏一共出土了两件金盆,另外一件金盆与这件形制、大小几乎相同。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两件唐代金盆,也是现存时代最早、分量最重的古代金盆。

舞马衔杯纹银壶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这件六曲葵花形银盘底部中心具有浮雕效果的飞廉纹饰是用模冲的方法制作而成,银盘经抛光处理,银色光亮如新。中心部位的飞廉纹饰经过鎏金处理后,金光灿灿,其剔刻工艺技术则更为高超,起刀落刀一气呵成,线条清晰准确,刀法纯熟,不见线条的重叠和补刻痕迹。这件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不仅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更体现出了唐代金银器工匠的睿智巧思和高超的制作工艺。

鎏金双狐狸纹双桃形银盘

鎏金双狐狸纹双桃形银盘
盘身为相连的双桃形,浅腹、平底,窄平折沿,锤击成型,纹饰涂金。两个桃形盘中心以模冲法冲出两只首尾错置、相互顾盼的狐狸,造型极为生动。

鎏金熊纹六曲银盘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



鎏金熊纹六曲银盘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

赤金走龙
长4厘米,高2.8厘米。伸项阔嘴,双角,长尾拖卷,作奔走状,周身饰片状鳞纹。工艺精细。

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银饼共计22件。其中4块为錾文银饼,浇铸成型,表面有锤揲痕迹。银饼上錾刻的铭文内容分别为:县名、纪年、来源、重量、负责官员及工匠的职务、姓名。錾文的格式、内容与唐代文献记载一致。这些錾文银饼反映了唐开元年间岭南地区可能用银交纳赋税。

这件富丽堂皇、圆浑饱满的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罐高24.2厘米,口径12.4厘米,底径14.3厘米,重达1789克,是迄今已知唐代银罐中最大气和精美的一件。透过这种银罐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水平,同时它那圆浑饱满的造型和丰富的装饰题材,也是唐代审美时尚、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的一种折射。
罐身通体装饰以婴鹉为中心的团花,余白衬填以折枝花草,
鹦鹉展翅于花丛间,灵动可爱,刻画逼真。罐颈与足饰二方连续式菱花图案一周,盖心内饰宝相花一朵,盖面周围饰葡萄、忍冬卷草,提梁上饰菱形几何纹,盖内有墨书一行“紫英五十两,石英十二两”。令人惊奇的是圈足底内加焊一圈圆箍,这样使得底部不易脱落,更加结实。银罐采用了锤击、浇铸、切削、抛光、錾刻、涂金、焊接等7种工艺完成。由此可见,制作者是一位十分聪慧、工序娴熟的工匠,匠心独特,该器既创作出实用价值又充分体现了唐代人的审美情趣。是一件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稀世珍品。国宝级文物。
相关资料:《明皇杂录》中记载:“开元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驯服,聪慧而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雪衣娘’”。可见当时人们对鹦鹉喜爱的原因与程度。因此,鹦鹉成为唐代工匠们乐于表现的题材。这件提梁银罐上刻划的鹦鹉振翅欲飞,鲜活而丰满;各类植物纹样处理的繁简适度、形态各异,既烘托出了鹦鹉的生机,也表现出工匠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石榴代表多子,忍冬、卷草象征繁盛,葡萄因产自西域则应是民族友好和生活祥和的反映。此外罐盖内有一行墨书写着“紫英五十两”、“石英十二两”表明这件银罐是存放中药的容器。此银罐在1970年何家村出土时罐内尚存有半罐水,水上浮着一张极薄的金箔,其上立十二只精致纤细的赤金走龙,水中散落着十余颗颜色各异的宝石,历经千年岁月依然璀璨夺目。

双狮纹金铛
这件金铛为捶揲成型,单柄呈叶芽形,下有三兽足。在铛的外底部中心分出九条水波纹曲线,将外壁分成九个“S”形区间,内錾刻出双鸟衔绶、衔方胜、力狮及花卉等纹饰,整体构图协调华美,体现了唐代金银器富丽华美的特点。
这件金铛,在造型方面也很有特点。通常圜底的器物上配以三个遒劲的兽腿为足,虽然沉稳,但很容易显得造型呆滞。唐代的工匠巧夺天工,以一个婀娜柔弱的叶芽为柄,不但使器物恢复了勃勃生机,而且将兽足所带来的呆滞之气一扫而光。唐代工匠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令人称绝惊叹。

白玉镶金手镯由三节等长的弧形白玉组成,每节白玉两端镶金虎头,用两枚金钉铆合,节与节之间用小金条作活页扣合,可自由活动。玉质上乘,系新疆和田玉制成,构思巧妙,制作精细,金玉互衬,交相辉映,使玉镯更显华贵富丽。
“金镶玉”寓意为“金玉满堂”,象征着财富和才学。用这些上等玉所制作的生活用具及装饰品,在唐代只有少数皇亲国戚和高级贵族才能享用。

左:仰莲瓣座银罐
这种器物形制特殊,仅见于何家村窖藏。根据同出土的药物、及石榴罐,推测其很可能也是一件炼丹用具。该罐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罐形,下部似一圜底碗,底部饰仰莲瓣一周,各莲瓣中央錾刻一心形图案。罐体和仰莲座式分别制好后焊接起来的。但不乏可对比的器物:上部罐体为唐代金银罐常见形制;圜底碗造型简单,是唐代的各种材料的器物中均可见到的器型;莲瓣纹饰唐代比较普遍的艺术题材。
莲花,又名荷花,古时也称芙蓉。是著名的观赏花卉,也被称为“佛门圣花”,是佛教的象征。莲花被佛教作为宗教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性来象征佛与菩萨超脱红尘,四大皆空;二是因为莲花是多年生水生宿根植物,佛家以为花死根不死,来年又发生,象征着人死而灵魂不灭、不断轮回。佛教把莲花看成圣洁之花,以莲喻佛,象征菩萨在生死烦恼中出生,而不为生死烦恼所干扰。

何家村一共出土10副玉带,其中9副分别放在4件银盒里,
盒盖上都有墨书记录着玉带的玉色、名称、形制和组成数量。
玉带是指镶缀有玉片的腰带。由带扣、带跨、带鞓(tīng)和铊(tā)尾组成。带扣和铊尾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皮带扣和皮带尾部的装饰,位于皮带的两端,鞓是指皮质的腰带,带跨也称为带板,镶缀在鞓上,形状有方形、半圆形等等,有的带跨上还有孔或者附环,用来悬挂物品。

兽首牛角杯。长15.5厘米,口径5.9厘米。选材精良,巧妙利用玉料的俏色纹理雕琢而成。杯体为角状兽首形,兽双角为杯柄。嘴部镶金帽,眼、耳、鼻皆刻划细微精确,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兽首牛角杯全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但事实上并不知道它是由什么材料制作的,它是海内外孤品,现在在全世界甚至找不到制作它的同类材料。虽然兽首牛角杯在唐代文物群中出土,但并不一定是唐代的产品,而应该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收藏品。兽首牛角杯是国家不允许出境展览的极重要文物之一,国宝级文物,镇馆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