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延安中学期间，三次上北峰的上寮琵琶山分校。

第一次，初二的1976年9月份，中国政治大变革的一年，去分校劳动一个月。每位同学自己带着粮食，铺盖，坐着学校唯一的解放牌校车（货车），行李由同学家长单位借的货车，第一次离开家庭到山区锻炼。一次有两三个班级。住在分校山坡中的联排干打垒房子里，每个房间上下通铺，男同学住在东宿舍，厕所在房子外的南侧，食堂在北侧。女同学住在隔着一条沟的西面，一样的通铺。老师住在一座二层小楼，位于女同学宿舍的南一点。一条小溪从沟中流过，两旁的小盆地都种着蔬菜。外面大的梯田是水稻，一直伸到山谷的尽头。

分校里，平时分组劳动，大部分同学田间，几位同学有照顾的在食堂帮厨，我等一部分男同学的任务是砍柴火。我觉得这个任务算比较艰巨。每天要100多斤的MONG草,分校附近长的这种草已经割的精光，一面山为了保护水源，禁止砍割，都要到远处去寻找。开始我们还杂着会割手的纲青，老师看到说这种草不经烧，指定只能MONG草，也不能夹杂树枝。作为班干部，还得以身作则，每天都要超额完成。别人100斤的任务，我要130斤或150斤，每天登记数字，几天公布一次。

一天三餐要自己炖饭，带的米不够，一段时间就要跑到下寮，粮票和钱一样不能少。记得当时的米价是0.14元/斤。买个米来回好几个小时，下山走小路可以飞奔而下，上山背着大米，就要走大路了，盘山而上。为了减少买米的辛苦，每天计划少吃点，结果肚子很容易饿。一位女同学得了伤寒回家了。正逢国庆，私下几位同学商量溜回家一趟。王难同学和我想法一样，国庆节当天一早，两个人就偷溜了。跑到下寮，有远郊公交到福州。等待的时候，老师派来两位同学赶下来要追我们回去。结果我们还是坚持回家，在下寮无法等汽车，就一路往外走，免得这两位同学纠缠。走了几公里，好不容易等来了汽车，先回家再说，也不考虑后果。

当年的国庆节，在家里是除了春节以外最重要的节日，平时难得见到的鱼肉都上桌了，好吃了三天，自己和王难又自动回到了分校。奇怪的是这期间老师没派人到家里来找。这下我们两位就要等待学校的处分了。可能看见我们自动回来，我又提交了一份看病病例（家里后来知道我偷溜回家，只好找个认识的医生造假），王难同学说是要见多年不见的上山下乡的大哥，学校就免于给我们处分，但这缺席的三天要补回来。在同学们都走后，我们二位多呆了三天放牛，班干部的职位还是依旧。

第二次分校生活是1977年6月份，一样的一个月，一样的是砍柴火，但是在高一分班之后，和一批新的同学在分校劳动，这次学生没出什么事情，自己任务还是每天超额完成。但当时带队的老师出问题了。学校的支部书记和某女老师半夜被几位老师堵在漆黑的宿舍里，这个桃色消息第二天就在同学中传开了。那位书记被以林世新老师（我们的体育组长兼民兵连长）等关在宿舍中，几天中听到争吵了好几次。那位女老师平时负责我们的健康，这下天天见到都是眼睛红肿。过几天市里教育局来人，把书记带回去，以后这件事情也不了了之，毕竟人家是两厢情愿，各有家庭。分校劳动回城时，老师一再吩咐，这个事情要保密，不可外传。过后，这位书记调到福州23中继续当书记。。。

第三次来分校是1978年的春节，77年秋家中遭受火灾，还临时住在南门兜附近的新村。作为灾民自行入住，没有水电，父母天天挑水，点蜡烛煤油灯。祖母的小摊也无处可摆。一家六口还算正常过清贫日子。齐老师来家访，好心建议春节期间我去分校看校，学校负责伙食，减轻家庭负担。为了不拨老师的面子，家长一口答应。这次来分校有十多天，正好是寒假。来的有七八位同学和一位刚毕业的体育老师小林。我的任务这次是放牛，天天赶着两头水牛上山吃草。还骑在牛上一两次找乐子。那位小林老师天天拿着一把小口径步枪四处打猎，没见过一次他有收获。某天几位同学在老师的房子里玩耍，我看见那支枪就拿起来四处比划，对准这个，对准那个，看见窗户有窟窿就也扣个扳机，“乓”的一声，震了大家，居然这个枪有子弹而且每上锁。小林老师冲过来打了我一个头，真险啦，如果刚才对的是同学，那就出人命啦，菩萨保佑。生活中往往有意外，这次意外给我很深的记忆，至今不敢忘。

前几年，到北峰曾找过分校旧址，附近都成了高山茶园，找了两个小时都找不到。2008年春节，看到老夏的分校帖子，再去才又来到已经改变巨大的这个地方：

山头都成了茶园

山谷还不变

以前的放牛路

原来的食堂

原先的小路，可直下下寮。

我们曾经的住处，如今已经杂草丛生。

曾经的老师楼

背后的琵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