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宋韵的摹品》一文刊登在《理财-收藏》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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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书画家米芾曾经说过古画九百年后失去神采,往往为了传世久远,古人不是画在墓室的壁间,就是画在绢、帛等较好的材质上,便是这样,仍然难防岁月的风霜,画作斑驳残缺成了常态,岁月亦是丹青好手,会把人间妙手原本的面目化为另一番的景象,今天的人们在山洞里或墓室里看到昔日的绘画,已经不是原本的那个本来样子,现代的有些画者,比如张大千绘制敦煌壁画时,会推想某幅壁画原本的样子,然后意临下来,虽然与古画原样并不重合,却也更为真实接近地反映壁画当时的风格面貌,获得较为准确的复原,把古法的技法与风格更为精确地传承下来。但是这种较为准确其实也只是在某些程度上的较为准确,作为现代人的张大千,临摹时会打上今天时代的络印,有个人的以及时代的风韵特色,由此我们想到另一个与唐朝时代距离接近的宋代画家赵佶(这里我隐去其皇帝的身份),摹写唐代的仕女画同样是接近准确,但他的画总还是把宋代的风韵渗入了这些唐代的仕女画中,使所临摹的作品成了两个时代风韵的合体,它既有原本的样式,亦有新时代的意味,最为突出的是胖与瘦,开放与收敛区别程度,至少在宋代,时代的不伟还有点弱势,故其人民的体型会削弱,风尚气度上亦不会如唐代那么地大度,有点拘束感觉的增添。
我们可以从新发现的古墓室的真实唐画与雕塑的造型中,还有日本奈良的作品中窥视到唐代的风采远胜于宋摹品,无任气度格局还有丰腴的程度都是如此,也就是说赵佶的个人喜好和时代特色影响到其在传摹唐代仕女画时,有所减弱唐原本丰盈的格局,在气韵风范上,有所退化,这个画如其人也是十分铁的规律,一幅原画有其本来的元素,但不同时代不同水平的画者摹写时,会在古画风中渗入自己的意味,这就是宋摹品唐代仕女画的真实现实是唐风中有宋韵,欣赏者不可不察。
一些西方的学者在表述绘画的质量优劣时,有时认为新的仿品好过昔日残缺的原作,这应当是有它的道理,在龟兹的山洞里的佛画的残缺程度严重于敦煌壁画的程度,今天一些新的临仿者大多数只是仿其现实的样式,而不是去推想原本的样式,这种摹写是难以领会原作的精神风尚的,当然不是每个画者有能力穿越千年,寻找昔日的范制,只能把今日保留下的现实风尚照抄记录下来,仅只能做到这个境界。
艺术品是有年的,新生艺术品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个是大体尊重原样的仿品,一种是把古代绘画的精神化入自己的作品中,有时是不着痕迹的,让大多数后之视昔者只知其画本身,而不知所以然的源流因素。若说绘画是图式的修正(贡布里斯语),那么每个时代的绘画不管是新创还是仿品,都是有前人的痕迹,其中的消息能够较为清晰的分辨者,那就是人的识见有过人的地方。西方的油画其实亦难保存九百年,不断地用临摹品或者修复品替代原作的位置,这个也是正常的,当然修复与摹仿总带有时代的络印,有轻微的走样。然而有些真正的大家不看重此工作,而是更多地画点变体画,各种流派的画者比如毕加索就画过大量的变体画,基本上是踏着古人的尸体上前进,为自己的作品增添光彩。
宋韵的唐代仕女画摹仿品的收敛意味确实减弱这种原品的震撼力,但是如果考虑到九百年原品会失去光芒这个难堪的现实,若没有次一等的仿品,今天的人同样无法领略唐代仕女画的妙处,所以对于次一等的迹,我们还是欢欣的,由此我们总能追寻到昔日的风尚,艺术的梦境不全在恍然之中,还是有个较为清晰的所在。确实我们需要一些不为自己原创增色而为它人作品临摹的工作者,而且这个工作者往往最好是占有那些杰出作品的权势人物,皇帝是最尖顶的最全面的占有者,而且当他本身是个画师,同时又愿意作个工匠时,这对于后世的人们往往有时是太幸运的。
想想晋代的一些杰出的书法作品,尤其是二王的作品,真迹往往无法真实获得,实际上晋代离我们比唐朝还远,所以我们看到的二王真迹往往最早的是唐摹品,以后的时代的摹品就更多,这样我们获得对于古代杰出书家墨迹的次一等的感受。仿品往往有的是完全的用技术摹制,不走样,比如《兰亭帖》在唐代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摹品中,往往是意临,有自己的个性风格渗入其中,而冯承素的摹品却是完全的技术活,形骸最为接近但因此少了神采。
虽说一幅绘画作品有九百年的生命期(不失神采的条件下),但是我们亦能看到战国与汉代的帛画(其中汉代马王堆的帛画说准确点是画在服饰上的画),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神采灿然不失,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千年不复朝的封存,埋在地下密封得好,一旦复朝(被发掘)决不会象埋的人一样是一堆白骨或者如木乃伊,这种被封存的艺术品的光彩会得到延续,超越千年,自然它的光彩不只九百年。“洞中方七日,人世已千年”的意味同样能用在一幅埋藏后的艺术品中,这样让我们想到的《兰亭》真迹原本在昭陵,但实际上昭陵没有,又有传说在武则天的陵墓中,而武氏的陵墓保存完好,若《兰亭》真迹真的埋藏在于斯,也许人们将来会有看到晋代的真迹的可能,但在目前仍然是幻想。
宋朝的格局小,在此前的战乱影响中原的文明格局,这个可能在服饰上有所收缩,约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专制统治者为一家天下的长久,开始接受程朱的说教,在精神与心理上压制中原人民原本自由豪放的天性作风,也就是无任在时代的版图与心理格局上陷入弱势,无法抒展大汉的情怀,在仕女画上,没有太多新的创制,而是摹仿昔日的画贤,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追梦者。追梦者是因为一个朝代无法重复,作为皇帝的赵佶无法带领宋朝的人民回归汉唐盛世,正是因为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均不强健,只还是有点艺文的天才,所以赵佶和他的画院同志们画了甚多的仕女画,临仿唐风的仕女画,可能说是心理上的一种渴求,回不到那个强盛的时代,就回忆一个时代的梦境吧,用各种方式诸如绘画、音乐,还有其它的艺术形式,没有那个时代的气魄格局,同时先前的画者画到极处,没给后来者容易超越的空间,后来者只能退而求其次,复制而延续它的生命,让艺术品的魅力散发得更久永点,也算是作为皇帝作为画师的赵佶还有其它宋代画师的使命与贡献。
画师的作用同时也是在时代的风雷激荡中起到自己创作的作用,时代与个人的交融合作是绘画历史的常态,画界先贤的迹是可以师承的,但另一方面说名师出高徒也不准确,齐白石是名师,难出高徒,连自己的儿子无法超越他,一个画师太利害,那个结果是压死一批,除非你有更利害的手腕,所以唐代的一两个画师把仕女画推高后,宋人是气都没有出的,路子绝情了,可以说是宋人的不幸,这自然理解宋人更多的成就在花鸟与山水方面。
确实某种艺术一旦到某个高峰,后来者只能寻找新路,实际上当唐诗同样达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时,宋人作诗开始把哲理渗入诗中,或者干脆在词章一门中用功,从而走出一片新天地来。但要说明的是宋代离唐朝不远,宋代的临仿者提供的唐风较后来的朝代更为真实准确,实际上我们看到临仿《韩熙载夜宴图》时,唐寅与仇英的风格十分的有异,这个例子只能说明,时代相近时,地位相近时,或者更高时,临仿更为接近原作,也就是大致如此。
但是所谓唐风达到仕女画的高峰是有相对性的,当今天的世界融合紧密且更为开放雄壮时,仕女画有了超越的可能,那就是时代的格局将为新时代的画师提供新的机会,这个前景实际上在进行式中。
雕塑的造型更接近唐风原本的样子
奈良屏障画同样接近唐风的本来。
张大千仿佛画时,总是先追想原创者原先画的样子,意临下来,更接近壁画的本来,这亦算得上请循其本。
真实的唐代绘画风尚还得从现存的壁画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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