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影响中国画人的绘画构成原则。治理家邦当用中正中庸，创造艺术则可两极奇瑰，似奇反正。故潘天寿常常以为画画是纸头要么方,要么长。用墨要么枯,要么湿。用色要么浓,要么清淡。再伸延开来是阴阳、向背、大小、方圆、上下、左右等等绪对立统一的因素。

    中国水墨画经历唐宋写实的过程，中间分出南宗艺术流派，徐渭八大的艺术实践影响后人继续前进，潘天寿具常人没有的胆识，其水墨空间布白大大方方，充满阳刚之气，以其画荷一例，爱莲的儒家情怀以杨诚斋的诗意为主旨，取其高洁之物辉映在阳光正气的氛围里，让艺术的境界异常的不凡。

    其书法以汉隶为根基，小楷习晋人，行书以黄道周为伴侣，取法不仅高，连人品都所取舍，潜移默化使其艺术增添圣洁的气象。浓郁的荷梗方折主阳刚，那是用隶法为之，大汉风骨渗透其中，多变的构图用尽心思，不重复常犯险绝而又那么地平衡自然，避齐璜浓郁墨叶红花套路，用淡雅之色画荷，叶墨亦浓淡相间，形成自己清新的风格范式。

    映日之荷当以想象之力欣赏之，在配合读画中的题款，如同欣赏京剧的动作联想水边与其它，写意的画正是不似之似，亦是完全的中国风格。写心时有时笔也成了累赘，索性用手指和墨触摸在纸上来表现心理的节奏与律动，当然那也得有高超的技艺，达到无迹可寻那么一种天然的笔墨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