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之二王为后世推崇，除李世民喜好外，还有诸多因素在，书风的变革，时代的自由心灵状态（晋代风流），自身的能量，群体的烘托皆有关系，单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王询的《伯远帖》胜过《兰亭帖》却没法选入三大行书的行列，《兰亭》价值与诗韵风流相关，文章的哲理深度亦为之增色，超越创新是灵魂原因。

    看看三国吴简的迹象就知二王之先正处于隶楷演变的时代，有些字接近“钟体婴儿尚未孩”（启功语）那种早期楷体，我们可以把二王看着是完成隶楷之变的集大成者，无任他们的小楷、行书、章草及大草，实际上完成了一个书风转变的使命，故二王的成功并非唐皇帝一人的喜好能够获得的，创新是灵魂的因素。

    在隶楷演变进展中，王羲之的先辈钟、张还有及老师卫夫人等人，便开始这个进展，到王羲之时，个人的天赋加刻苦完成了新书体的成熟，而他的儿子王献之巩固了这个声誉，小王亦不是大王的重复，草书的连绵写法及外拓的笔意同样反映其书法价值在创新二字，古典主义的书法典型总是超越前代提供新意思而足成。

 

   《中秋帖》是王献之的代表作，个人风格明显，发展了张芝的大草风格，用他习惯的外拓笔势，连续缠绕偶尔断一下亦意不断，给人大气包举，一气呵成的感觉，此种自由解放的纵逸书风为唐颠张醉素提供灵感，同样外拓的笔势为颜清臣的个人书风提供灵感，此帖疑为米芾仿品，某种意义上对宋代的书风产生影响亦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