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法律与文学的想象

——评《正义的想象：文学中的司法》

毋爱斌

     在人类的文化渊源中，法律与文学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

     文学作品富有生动性和无限性的特点，法律具有理性和严谨性的特点，但“当法律乘上文学的翅膀”，法律也便具有远翔的能力。《正义的想象：文学中的的司法》正是在该主旨下取材广泛，以希腊神话和《圣经》中的审判故事，探寻司法的起源以及现代司法程序理念的雏形；以《笑林广记》中的民间笑话，讨论民间社会对国家法律即司法实践的感受和态度；以武侠小说的广受欢迎看公权力与私力之间民众对此的亲疏关系；以话剧《茶馆》等鲜活地展现我国民间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特具的魅力；等等。正是借助于这些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超越文学与法律的想象，围绕正义、法律信仰等主题展开：

     复仇与正义契合与冲突。波斯纳在其《法律与文学》中认为，法律的起源是复仇。复仇即正义，属于原始的正义观念。权利救济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演变，也是原始的复仇制度向通过法庭审判实现正义的演变。审判程序的设置也是以公力救济对复仇的规制，这从神话“特洛伊战争”和“俄瑞斯忒斯审判”中可以看出。但是，复仇心理的使然，甚至演变为一种“民愤”，成为冤案产生的最根本的因素。这时复仇或报复的心理成为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审判是实现复仇正义的程序，但盲目的报复心理也是冤案产生的原因。避免出现冤案的要注重程序正义理念和人权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实现。许多文学作品正是以朴素的复仇理念来演绎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因而，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正确疏导复仇心理，以充分发挥司法审判功能的最大化，维护司法权威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情与法的双重变奏。法律是无情和理性的，情感富有感性与人文关怀。对法律与情感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也是在司法实践中司空见惯，“合请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现象因而也成为文学题材选择的重点。在《悲惨世界》解读时，由于法律的无情与僵化，故事本身反映出作者以及时代对法律的冰冷、麻木的厌恶，对充满人性的法律的追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解读中，我们看到了法官在法律理性和情感的平衡中进行裁判。但是，法律与情感并非可以没有限度的打乱，情感“可以弥补理性机械而呆板的缺陷，但却不能代替严密的推理和对规则的遵循，否则，法律解决纠纷的基础便会被毁坏。”当前，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情与法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加剧，法律以及司法必须注重与日常的情和理保持一致，国家法律的自定必须注重和传统与习惯之间的衡平，才能有效发挥其解纷功能。

      法律信仰的危机与重构。“法律必须被信仰”，这是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在自然法理念中，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法乃善于正义之科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法律面临自身合法性的质疑。在对《遗产》的法律解读中，讽刺性地引人深思，“法律于他只是追求正义的工具之一”，将法律沦为一种通常救济的工具，可以说是法律信仰危机的一种体现。同时，《江湖与官府》一文以武侠小说在当今广受欢迎，武侠小说弱化官府、虚化法律，这并非简单地拓展写作空间，而是反映出社会大众心理的品味。官府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却面临着被冷落的危机。这不仅仅是私利救济与公力救济适用之间紧张关系，更深层次上时人们潜意识中对公权力的疏离，也即对法律的不信任。虽然借助人们对武侠小说与电影等的热爱为线索来探索人民对公权力疏远的原因可能存在一定的偏颇，但是，其反应的问题确是重要的：“司法以及法律的信任危机”。也隐喻着重要的命题“法律生命力的延续不在于庄严肃穆地诉诸于文字，不在于铭刻于大理石或铜表上，而在于民众的尊重与信守。”只有刻在民众心中的法律，才拥有无限生机和活力。

    ……

     当以文学故事来演绎这些司法理念，使得法律变得柔情和生动。即如本书的序言所述：“当文学的翅膀携上法律，众生百态，悲欢离合更添丰富多彩；当法律乘上文学的翅膀，古今法案，刻板条文从此生动逼真。”法律与文学结合，也使得法律易于传播和实现法律的大众化，实现法律从“法学家的法”向“大众的法”转变：让普通大众通过文学对法律体验和领悟到的法律精神，要比从那干巴巴的法条或法律文本中得到的要深刻而丰富。

      尽管《正义的想象：文学中的司法》中某些故事的把握和提升存在一定的不足，但这种从故事出发分析司法制度，进而提升法律理论，然后探寻司法的人文思想，从而实现打破文学与法律之间的藩篱上网思想进路无疑是在法律跨学科研究中一种新的尝试，也是“文学与法律”运动中国化模式的一次探索与深化。

    发表于《方圆法治》第252期

    徐昕主编：《正义的想像：文学中的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6月版

    http://www.fangyuanfazhi.com/zazhi/fangyuanfazhi15/wenhua15/200908/t20090803_2483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