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祝勇，关注历史写作

    祝勇的散文，这两年很是引人注意。

    祝勇出书很多部头了，《旧宫殿》《纸天堂》《血朝廷》《辛亥年》，等等，我看过一部《辛亥年》，立刻感到震撼，吸引住了。他笔下的辛亥年，是诗化的历史记录。你读着读着发现了，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看。这样看历史，历史多么有趣，多么生动，多么动人。历史绝不是史书记载的那样干巴巴的几个条文，他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如果只有几句干巴巴的记载，那责任不在历史，只在记载者那个人。纸上的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世间本没有干巴巴的历史，追溯任何一段历史，它都值得文学把它复原，成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

    《辛亥年》40多万字，大部头，拿起来，看第一句，就把你镇住：辛亥年的第一天，没有迹象表明，这一年将有任何重大事件发生——有这样开头的么？这一年并不是命定了的一个重要年份，一系列的人物活动，生生把它变成一个重要年份了。历史的走向在人的不断参与不断活动之中不断被修正，从始至终，充满了神秘和不确定。多么有趣啊。又是多么深刻。

    祝勇的文字也好。那是一种寓意极强，让你浮想联翩的文字。描述容易，像外有像，话外有话，有涵盖，才有力。辛亥年的第一件大事，是东北的瘟疫。死人身上都留下了蔓延的黑斑。祝勇说——这一群巨大的黑色的蝴蝶，搅扰得帝国心惊胆战。——像外有旨，以像出之，文字就不寻常。时下小说家叙述淡味无力，淡味和乏力又紧密联系。无关意旨，自以为自己很形象地叙述，不过贫乏和絮叨。看他弱智，你干着急。

    文学评论家对祝勇的作品评价很高。对自己的作品，祝勇自定义为“历史写作”。我看，这是祝勇对于当下文学写作的蔑视。祝勇认为，自己的写作，有着比散文更大的包容，说它是散文，那是小看了它。“真实事物的复杂性已经不再是以往的任何一种文体能够从容应对的了”，写作者应该调动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影像学等等学科逐渐进入人文学视域，这无疑是一种规模庞大的综合性的写作。要说散文，也是一种大体量的超级散文。这种写作在历史和文学两界游弋。好在历史文学原本相通，古代文史同源，今人亦可以文史不分家。无论文学，无论史学，都是客体的表达，既然有表达，通过表达的客体都不再是纯粹的客体。没有一个自外于表达的客体。历史被人经历，被人创造，又被人表达，哪里还有一个自外于此的历史。文学和历史书写，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表达。祝勇说，自己的表达是历史的再塑形，虽然文体划归文学。

   也有学者指出，祝勇这一类历史写作，属于制造了历史的伪现场。这有什么关系，知道它属于文学手法，不再以史学的“真”来较真就是。

    扯这些，和山西的写作有关系吗？有的。前段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谈山西作家写作的新动向。其时何为新动向，无以名之。现在看，冠之以这个历史写作，或较为恰当。

    山西这些年，悄悄摸摸的有一种写作在成长，比如周宗奇、张石山、陈为人，比如赵瑜鲁顺民黄风等，年轻一点像介子平，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什么共同点？开始我只有一句很粗糙的概括：他们都不写小说，以前写过小说的也不写了。他们肯定意识到了小说这种文体的局限性，想寻找更得力的表达。慢慢的，这个寻找的方向越来越明确。周宗奇陈为人的成套传记文学，地域文化书写，揽远古域外于一炉。赵瑜的史笔越来越成熟，风行天下的《寻找黛莉》，对一段历史做出了长篇小说一样的表达记述，那是一种创造性的历史书写。张石山大谈论语，近来又和鲁顺民合作，在《名作欣赏》设坛对话民俗。这些，都不仅仅是一个“杂家”能够概括的。具备了历史书写的自觉，他们当然想和作协系统习惯的小说写作拉开距离。这一个群体整体的位移，目前好像还没有引起注意，不过人们迟早会回过神来凝视的。

    写小说也不一定就绝对排斥历史书写，比如李骏虎的小说，也能触摸到强烈的历史感觉。

    我自己这些年也在踅摸，不过未能深入堂奥。如果这些朋友不嫌弃，我也愿意挤进这些熟悉的名字里，向往着在小说书写之外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