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母亲的几个片段

母亲去世已经十余年了，翻相册时，发现一张母亲在我百天时抱着我的老照片，太珍贵了。母亲那时才二十多岁，一张纯净的脸，一件碎花的衬衣，一对长辫子，完全不像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妈妈了。母亲是个铁匠的女儿，外祖父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只留下外婆同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听老一辈的人说，在四十年代，母亲可那个小县 城的美女哈。母亲年轻时有个性，外婆很疼爱这个唯一的独生女儿，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替她找了一个当地有钱人的人家的子弟，想招赘入门，望母亲撑起这个 家。谁知母亲死活不允，哭着、闹着，硬是退还了人家的重金聘礼。后来遇上了我的父亲，一个落泊人家的长子，十六岁就出嫁了。父亲为人忠厚，读了些书， 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深得母亲的喜欢。父亲在家是呆不住的，新婚不久，他就留下母亲在外四处漂泊。母亲却毫无怨言，支持父亲外出，让父亲去寻找外面的世界。临近解放，父亲才在成都找到一份工作，把母亲从川北老家接了出来。

1952年母亲是怀着我上成都的，在成都生下我就参加了工作。记得我曾经问过这张照吧的来历，她说以前少照相，是我三个月一个星期天，她抱着我在一家像馆照的。父母在同一个系统工作，但不在同一个单位。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他们总是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很晚很晚才回家，连星期天也难见到他们的人影。那时父母的工资不多，我们一家七八口人，全部生活的担子就压在他们身上，生活的重负是可想而知的了。

小时候，我们很难见到父亲的笑脸，母亲也显得严厉。他们从不出去玩，也很少带我们几兄妹去，仿佛他们成天只会工作似的。父亲也没有什么嗜好，不抽烟， 不喝酒，挣来的钱全用在我们身上了。父亲母亲是非常节俭的人，上街连一碗面都舍不得吃。穿着也很简单，常年一套退了色的干部服，工作服，就是他们最时髦的着装了。

父母从没为生活的窘迫而吵架，总是共同担起这副家庭的重担。只一次，他们吵架了，那是因父亲见母亲几年都没添制一件衣服了，甚至连一件大衣也没有，就在领工资的时候，为母亲买回一件三十多元的朝鲜尼女式大衣。母亲见后，很不高兴，和父亲吵了起来，赌了很久的气，说这么大的事没有和她商量。母亲是心痛着三十多元钱啊，当时这钱可够一家人一个月的伙食费用了。 

我下乡时才16岁，父亲因出生问题送回了老家，母亲进了“牛棚”。下乡出发的前一天，我到了母亲单位。看见母亲正和一群人在劳动，搬着一堆沉重的砖头， 几个戴红袖套的人吆喝着。几个月不见，母亲憔悴了，当她知道第二天我就要离开成都时，她的眼神闪出无奈和伤心，下意识地放下手中的砖，摸了摸衣袋，大概是她想给我点钱，但空空的口袋什么也没摸出来。

母亲失望地看着我，叫我到牛棚（被关的地方）等她，我看见她向一位戴袖套的人走去。这人样子凶巴巴的，大概是个头头，不知母亲轻声地向这个人说了些什 么，只见这人只一个劲地摇头。母亲的脸急得通红，一改她昔日的温和，大声武气地嚷起来：“你就没有娃娃当知青，我儿子是响应号召下乡的，我借点钱支持孩子到农村，以后你们从我的工资里扣除，还不行？”她把话说得很大声。

母亲的吼声，引来一群工人，人们议论着，那个头目自知理亏，怕引起工人的愤恨，慌忙把母亲喊进办公室。当母亲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不安和 恐惧，为母亲而担心。过了一会儿就象过了很久很久一样，我的眼睛老盯着办公室的门，直到母亲出现，我的心才平静下来。母亲从办公室出来，看见我，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扬起了她刚借来的30元钱，拉着我的手，把钱全放在我的手里。

我的鼻子直发酸，眼泪竟止不住叭嗒叭嗒直掉。母亲难过地看着我，拍打着我的肩：“娃娃，你是男孩子要坚强些，对什么事都不要怕。到农村去没有什么， 全国那么多农民在农村都能过，你就不能过了。今后妈妈也要回老家去，和你爸爸一起去种田。”

母亲替我擦了擦脸上的泪，又对我说：“到了乡下，要勤快点，对人不能有坏心眼，在农村找个能干的女孩子，安个家，妈妈就放心了。”听着母亲的话，如同母亲在和我作最后的诀别，我的泪水快要出来了。“再见！”我怕哭出声来，让母亲难过，慌忙向她挥了挥手，转身走了。我不敢回头，因为我感觉到母亲的目光一直在我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