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药分开试点存在的问题
(2012-05-20 00: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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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医改办18日宣布,将在北京友谊医院试点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挂号费和诊疗费,建立医事服务费制度,既不让医院收入减少,又能遏制医院多卖药的利益驱动。具体做法是:取消试点医院的挂号费、诊疗费和药品加成,对于医院取消收费造成的收入损失,
通过建立医事服务费来弥补。 医事服务费按医师职级确定,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医保定额支付每人次40元,医保患者每人次个人支付标准为:普通门诊2元,副主任医师20元,主任医师40元,知名专家门诊60元。北京实行该试点的初衷是希望通过
对药品实行进价销售,切断医院收入与药品销售间的利益联系,遏制大处方、滥用抗生素等现象。
国内医疗体制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除了农民享受到了医保的实惠之外,似乎更多的人是感觉到体制越改医药费用越高。其实,国家从一开始就希望将医药分开的改革方向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实行医药分开之后,既要保证病人能花最少的钱把病看好,也要保证医院和医护人员的收入不受大的影响。这一点实施起来有难度,一方面只有降低老百姓的医疗费用才能达到预期的医改效果,另一方面,如果医院的收入减少,医院的服务可能因此大打折扣,对病人而言其实并没有好处。而医生的收入如果减少,则有可能出现医生纷纷转行的现象,导致医护人员的紧缺,最后吃亏的还是病人。
北京首先尝试医药分开试点,在我看来,初衷是好的,但效果未必理想。
首先,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医院以进价销售药品,看似切断了医院以药养医的问题。但实际上忽略了医生对药品提成的现实。医药代表和医生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医生给病人开药,医生会从医药代表那里获得一定比例的提成,而且是笔可观的收入。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医生愿意开大处方,用进口药的原因。虽然医院以零利润销售药品,但如果医生从医药代表哪里获得提成的比例没有改变,医生还是会一如既往的用药。尽管病人从医院买药的价格相比改革之前有一定的降低,但医生开大处方、滥用抗生素等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杜绝。
其二,医事服务费的收费标准按照医生级别不同分别收取从2元到60元费用,其目的是想通过不同的收费标准分流患者,让专家发挥更大的优势,让更需要专家服务的患者得到更好的诊疗。但我以为通过几十元的收费差距就让病人甘愿放弃专家诊疗的做法不现实。其实改革之后的医事服务费和改革之前的挂号费是一个性质,只是换了一个更文雅的名字罢了。稍微好一点的医院,普通挂号费几元钱,挂一个专家号一般也要好几十元,名气稍大一些的专家可能挂号费得上百元。在现行的普通挂号费和专家挂号费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病人挂一个专家号尚且要等上一两周的时间,那么按照改革之后的收费标准,专家号一定会更加的紧张,一票难求的局面也会越发加剧。
相对于普通医生来说,专家绝对是稀缺资源。当然,在看一个感冒就要动辄花费几百元的现实之下,病人是不会在乎多花几十元钱挂一个专家号的,毕竟多花几十元钱让专家诊断买个安心,这样的买卖对病人来说不亏。但正因为专家是稀缺资源,所以更应该让专家服务更需要的病人。所以,我以为对于普通医生和专家之间的选择问题,医院不应该单一从收费上给予区分对待,同时医院也应该给普通医生更多的锻炼机会。对于这项改革,我个人认为可以取消专家号的做法,所有病人入院都挂普通医生的号,只有普通医生诊治不决时,才让普通医生将病人转至专家处诊疗,而专家看病不额外的收取诊疗费。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可以降低病人不必要的医疗支出,因为不存在专家诊疗费用更高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让更需要专家问诊的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
医疗体制改革不是件简单的事,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搞好了皆大欢喜,搞不好,影响最大的还是病人。如果在改革过程中不能兼顾病人、医院、医生等各方面的利益,最后改革成效可能和预想的背道而驰。这也是为什么医疗体制改革改了这么多年成绩平平的原因。因为要照顾的利益太多,改革决策者也往往不敢太过激进。
但医疗体制改革不管怎么改,最终是要在降低病人医疗费用的同时还得兼顾医院和医生的利益不受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兼顾病人的公平。医院也好医生也罢,看病的初衷是治病救人,不应通过金钱将病人认为的分成三六九等。现行的专家号制度本身存在较大的问题,专家应该服务于更需要的病人,而不应该只服务于愿意花高价钱挂专家号的病人。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其实也是医疗体制改革应该逐渐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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