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指南》杂志2009年第12期编后记，署名朝夫

没有标准答案

一年内痛失两位科学大师、两位文化大师，哀恸之余，人们不由地开始思考：在大师身后，中国的科学、文化何以薪火相传、后继有人？而钱学森院士集终身历练而在临终发出的感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更被喻为警世钟般的大师遗问。

没有生在需要大师的时代，天才也将被埋没，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大师。因为大师的产生需要一种气候、一种土壤、一种环境、一种氛围。客观条件不具备，主观作用终将受限，一块石头是碰不出火花来的。但是，大师也是在家庭养大、在学校学习的，因此，大师遗问至少有一个价值，就是启发我们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段时间，北大“高中校长实名推荐”的自主招生尝试，因为校长们推荐的全是学习成绩优异、考试名列榜首的高分生，而引起舆论大哗，被视为校长们集体“跑题”，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教育确实出了问题。

考试有利于已有知识的传承，高分与低分就像奖励与惩罚，使受教育者进入“刺激—反应”的条件反射。科学告诉我们，在频繁的条件反射中，动物与人将失去判断真相的能力。这就是考试总得高分不等于能在科研上有所突破的原因。科研面对的是没有认识、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只是掌握了已知问题的标准答案，而没有对标准答案的突破与叛逆，科研不可能有新的进展。就像本期“大讲堂”栏目中何志云先生阐述思维的误区时所说，“我们习惯的已知的知识，可以是我们探索新的知识的阶梯，但也很可能是我们探索新的知识的障碍”。

不说科研那么大的事，就每个普通人来说，我们走出校园后面临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书本能规定一个大学毕业生走进求职市场时面对雇主该说什么话吗？考试能给出他工作第一天该做什么的标准答案吗？不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过一套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学丛书，其中关于教育的基本任务只有四个字：“学会生存”。这是针对最广大的人群而言的。学会生存，就是说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教会学生记住标准答案，解答纸面上的考题，而是要在走出学校后有能力解决自身生存发展过程中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们需要不提供标准答案的教育，我们需要不提供标准答案的学校。

因为，无论对科学来说，对人生来说，都没有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