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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北京大学将从5月起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的“学业会商”制度，“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北大学工部副部长表示，会商主要是了解多次挂科的学生学业困难的原因，但同时也会关注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因为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所谓“会商”，一种比较官方的语言。就是在学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甚至连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由学院组织相关方面，如教学、教务、心理咨询、后勤服务等部门的老师，甚至邀请校外专家，对这些同学的学业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会商制度将会给北大带来很多益处。

    我完全同意北大校方出于善意对学习困难者进行会商的，也相信北大对于学习困难者的会商通常是避免对学生进行劝退，帮助他顺利完成学业的。但是我认为，一旦你被扣上了所谓网瘾患者与学习困难者的帽子，会商制度对于你“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针对性的帮扶方案”，你恐怕是没有拒绝的权利的，尽管这个方案仅仅可能是建议。会商制度尽管是保密的，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终究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时候你便彻底成为了边缘人群，一个心灵脆弱，可能会影响学习的人。你可能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

    说到这里我质疑了，何为“思想偏激”呢？莫非“会商”还真是个问题！

    最近由于北大有关“会商”十类学生的内部政策使得“偏激”这个词再一次成为热词。在我们这个神圣而伟大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要把一个品行本来没有问题的人判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死刑，我觉得，再没有比把“偏激”这顶帽子扣在他头上更好的了。

    大凡说一个人“偏激”，往往意味着说这个人看问题片面，做事情不理智，不合群，缺少朋友，一句话，是个社会学意义上的麻风病患者，非是同类或“好心”的医生，是断不敢靠近的。

    食堂里的饭菜长期以来又贵又难吃，学生回来发了一顿牢骚，冠之以“偏激”；单位上，某某评优获奖的条件几乎差不多了，就等大家投票表决，偏偏有个“偏激”的人说他条件还不够，投了反对票，害得他只好来年再评；学问上，都说某种理论如何如何科学，偏偏有个人不识相，说这种理论也就流行语，很肤浅，拿来害己，送人害人，似乎普天下的读书人就只他一个人聪明，于是这个人被一致鉴定为“偏激”。

    全社会很难有机会停下来自我思考：当我说别人“偏激”时，自己是不是偏激？日复一日忍受着平庸乏味的生活，只因为大家都如此活过，这种思维和选择是不是“偏激”？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其实心里都觉得你也就这样我也就这样，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偏激”么？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如此单调重复，唯有一个老师不按常规上课，到底是谁更加“偏激”？臣服于集体无意识，这种“偏激”比醒过来的“偏激”还要可怕。

    北京大学自始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校训。如今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可谓是自毁百年清誉。同时也给中国的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中国大学的精神，到底还存留几许。这种状态下的大学能出大师吗？“没有科学的国度怎么富裕，没有思想的国家怎么强大？”钱学森老先生的问题没问对人，但恐怕是找对人了。  
    倘若北大会商制度一旦建立，将会以燎原之火的势头为众多高校所借鉴，会商制度将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高校普遍实施的学生管理新形式，你们与北大的同学休戚与共，我们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共同进退。实际上，会商“伤”是什么？伤是北大清誉，伤是大学精神，伤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按此道理，当北大执意要求学生“放乖”一点时，北大会商是否也过于偏激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