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在官网公布文件规定，5月1日至9月30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将追究其刑事责任。（5月8日 中国广播网）

与上次清理8万高危人群的新闻相同，深圳对农民工群体性上访将追究“刑责”的新闻公布后，立即产生了极大的舆论反弹，不少论者和网友斥其为“无稽之谈”。

　　其实，单纯地看深圳的这条政策并没有太大的硬伤，因为，在深圳规定严禁农民工上访的同时，如果企业欠薪，同样也有严厉的制裁措施。为此，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的教授洪道德就认为，这个政策做到了“劳资平衡”。但如果深究一下，其实一点儿都不平衡：资方若获得严厉制裁，需有两个条件：一、不是因拖欠了农民工工资就一定会被制裁，而是“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群体性突发事件”；二、该拖欠还要发生在5月1日至9月30日这个“严肃处理期”。而相对于对资方制裁的繁复条件，对于农民工的制裁却是声色俱厉的“刑事责任”。

　　这就怪了，资方拖欠农民工工资，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凭啥非得满足上面两个条件才能受到严厉制裁呢？难道只要农民工不上访，不是在5月1日到9月30日这个时期，资方就怎么拖欠都行了么？

　　深圳这项政策的出台，并非是管理者的用心多么“险恶”，只能说是工作的不到位。农民工群体性上访确实会冲击社会秩序，但若深圳长久以来都对资方的违法行为无条件、长时期地进行严厉制裁，农民工的利益不受侵害，那么，再遇到什么大型活动，也就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台这种临时性政策了。

　　其实，这种“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的城市管理思路，并不只有深圳一地。当维稳效果被政绩化后，临时抱佛脚的城市管理，就跟为了完成绿化指标往山上刷绿油漆一样，成为了一种面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