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突围：历史探微与现实抉择 ——“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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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突围：历史探微与现实抉择

——“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浅思

张瑞田

这是一次展现、讨论书法的过去、今天与未来的集合，也是一次从来没有过的精神集合、智慧集合，更是一次跨时空、多层面的集合。在一个流动的时间节点，我们回眸书法的历史，去原点审视书法的文化形态，在现实中厘清书法的艺术规律。记住这一天，2019年5月25日，接续353年的兰亭雅集，在“流觞曲水”的附近，“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隆重开幕。对书法的追问、对当代书法的检讨、对书法家创作理念的调整、对“诗意文心、文史价值”的阐扬，赋予书法别样的意义，启迪当代书法家看清中国书法的真实形象。以往的误读与曲解、篡改与颠覆，以往的自大与狂傲、浅陋与无知，在“尽得风流——王羲之尺牍”“荣擢百代——王羲之的谱系”“王羲之研究成果展”“文墨同辉——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我书我心——当代书家的文本表现”“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论坛”“从‘源流·时代’到十二届国展论坛”隆隆作响的陈述与争鸣中得以修正，期待书法——这辆文化与艺术的列车驶向远方。

一、致敬王羲之

《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王丞相就是王导，王羲之的叔辈。这是历史上具有象征性的典故，揭示了南宋文人难以平息的怨恨。东晋贵族心系北方的辽阔与旷远，闲暇之日，便到一个叫新亭的地方吟诗作书，赏花饮酒。心有隐痛，悲戚难耐，举酒消愁。于是有了王导的愤怒：我们应该同舟共济，打回老家，如此悲伤，奈何。

353年，王羲之于暮春之日到“会稽山阴之兰亭”，延续新亭之乐，也有思乡之痛。从新亭到兰亭，只不过几十年的光景，当年王导的励志与北归的政治理想不复存在，面对时间，只能“引以为流觞曲水”。

兰亭雅集前之后，王羲之手中的笔飞动起来，留下的墨迹，成为汉字书写的模范，文化人的精神形态，被世代追摹。而那篇《兰亭集序》也成为代代相传的名文。

与兰亭雅集跨越了一千六百六十六年，也就是2019年，王羲之的追摹者在绍兴集合，举办“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暨绍兴论坛”。初夏，我们回到王羲之的身边。

尽得风流——王羲之尺牍；

荣擢百代——王羲之的谱系；

王羲之研究成果展；

我书我心——当代书家的文本表现；

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论坛；

从“源流·时代”到十二届国展论坛。

层次分明，逶迤跌宕。真的是从源流到时代，我们以新的文化观念、以新的艺术体验、以新的精神状态，回眸王羲之时代到今天的斑驳岁月，向王羲之致敬，向中国书法致敬。

经典表征历史，时代标注现实。我参观了“文墨同辉——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我书我心——当代书家的文本表现”两个展览，参加了“从‘源流·时代’到十二届国展论坛”，从惯常的经验中感觉到文化与知识的新颖，从娓娓道来之处，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无疑，一个以王羲之为中心的书法共同体，一群以时代责任为己任的思考者、试图实现书法突围的实践者，在绍兴集合，他们摩拳擦掌、唇枪舌剑，让东晋书法有了极高的热度，让中国书法有了新的分量。

这是思想深度与文化高度的结合，这是理论思辨与艺术实践的交融，这是昨天与今天的对话，这是重温历史、展望未来的开始。不管是书法家、学者、评论家，不管是组织者、参观者，一一沉入到前所未有的文化氛围之中，感受到理性的清澈与艺术的温暖。

二、书法式微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书法淬火重生 。我一直强调书法是综合艺术，笔墨与文学、宗教、篆刻的结合复生了独有的审美力量。极富东方魅力的书法，强调内质、崇尚人格，注重知识之美和人性之美。同时，作为文化载体，承担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演进与精神表达，因此高贵、雍容，深邃无比、张力无穷。

辛亥之变，使悠久的文明、也是高度封闭的文明遭遇挑战。有识之士认为，文化的战略调整到了必须调整的时期。与国际潮流合拍，就要反思自己，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阻止我们落伍的速度，减轻我们腐烂的程度。因此，文学有了白话文革命，那场短兵相接的较量，让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让中国文化有了新的面目。

离开文学谈书法，是隔靴搔痒。

1919年初，胡适用英文撰写了《中国的一场文学革命》。谈中国文学革命的文章，以英文书之，足见彼时文化冲突的复杂性，胡适简要介绍了自己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着重指出文学革命的中心任务是用白话取代文言，为证明白话文的可行性，他以沈尹默的白话诗为例，认为沈尹默的白话诗在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上极大地超越了格律诗。继而，胡适继续为自己和陈独秀找理由。他认为，宋代的程颐、朱熹用语录体撰写哲学著作，而诗人邵雍、陆游的很多诗歌作品是口语化的。他强调，文学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枷锁，因此说道：“如果我们真心希望给中国一种新文学，一种不仅能够表达当下的真实生活和情感，同时也能有力改造思想和社会的文学，我们就必须从过去的死语言中解放出来。这种死语言可能是我们的先辈合适的文学工具，但绝对不适合我们今天创造一种活生生的文学。”

学贯中西的精英，以国际化的思维思考问题，以国际化的视野观察现实，其结论得到大多数人的拥趸。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有四百种白话文报刊出版发行，一批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出现，其中包括胡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茅盾、钱玄同、俞平伯等人。1920年，中央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要求在本年度秋季，国民小学的国文教科书改用白话。文言文被冷落。

书法与文言文、诗词唇齿相依。文言文在教育领域的退出，也意味着书法危机的到来。

胡适把文言文看成“死语言”。鲁迅也说：“最近，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就是一个证据——他自己也没有懂。不过他们可以装作懂得样子来胡说八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

“死语言绝对不适合我们今天创造一种活生生的文学”，下场自然悲惨。

与文言文落得同样下场的就是书法了。从白话文长驱直入我们的文化生活，到书写工具的转换，很少有人把书法家作为追求的目标了。彼时有书法声名的人，不是前朝遗老，便是学者文人。书写工具的多元化，动摇了书法的绝对地位，流布官衙市井的书写文字五花八门。稍微正规一点的毛笔书写就只有文人、士人往还的手札，逝者墓碑，寿联，挽联等。一句话，书法的自觉时代结束了。

书法的自觉时代，对应的是书法的不自觉时代。民国后期，直到1949年以后的30年，中国书法停止了固有的教育节奏、文化节奏和欣赏与流通节奏。此间能书者，要么是受过传统私塾教育的老者，要么是对书法格外喜爱并有清教徒一样品性的“另类”。不管是求取功名的办法，也不管是能否获利的手段，离书法都很远。书法，极其小众。依我看来，这样的时代就是不自觉的书法时代。书法与文言文一样，被极端边缘化了。

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我们还是用异样的眼光看书法。她是不是艺术，值不值得学习；写好字是为了本职工作，还是为了显示自己才高八斗。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书法一贯轻慢。这时，书法仅仅是把字写好的象征。书法，是死书法。她与文言文一样，不再生机勃勃。

这就是书法的悲剧命运。

谋求书法的未来发展，不知道书法的昨天不行。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书法重归公共视线。如果我们把1920年中央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使用白话文算起，时间过去了61年。一个甲子的告别，重新和好的确很难。原因也不复杂，书法应该面对的广阔的社会局面发生了变化，书法融入整个社会的想法已经做不到，她从必须，变得无足轻重。另外，西方展览制度的强化，让书法在展厅中找到出路，于是，追求入选展览，就是学习书法的最终目的。

书法，从个人、几人阅读到大众围观，视觉的调整，也是书法命运的调整。

组织动员、利益诱惑，是促进当代书法发展的两架马车。于是，不同层级的展览、不同规模的展览、不同奖项的战略、不同主题的展览，一个接一个。入展者和获奖者，就是最大的获益者。从此，书法家把视觉冲击力当成定海神针，对形式变化十分上心。于是，我们一度批评的以视觉为中心的目标追求，自然成了当代书法家的动力源泉。

矫枉过正了，对表象产生热情，对内涵自然冷淡。当展厅成为当代书法的不二法门时，技术至上、反文化、书写与内容割裂、形式与题材分野，就都是正常、无可非议的了。

这就是今天的书法。中国书法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肯定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有点严重。这个问题需要正视了，解决起来可能很难，但，首先要正视。

三、从“文墨同辉”到“我书我心”

“文墨同辉——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我书我心——当代书家的文本表现”，是美学融通的两个展览，也可以视为一个整体。我参观了两个展览，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宛如两个惊叹号，竖在心头。走在展厅里，举目所及，看到策展者“书法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忧患，看到了顽强修正书法观念的坚定努力。

当代书法的时代局限性很明显。由于白话文的广泛应用，文言文被冷藏，书写方式的转变、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新了我们的知识结构，改变了我们对文化传统的理解。在左倾思潮严重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厚今薄古的极端价值判断让我们迷失了文化选择的主动性、艺术判断的丰富性，中断了一个古雅、迷人，技道并存的审美体系，甚至对这个有着积极人生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审美体系无情鞭挞、焚烧、毁灭，那个疯狂的场面是我们记忆中最大的疼痛。

改革开放，意味着拨乱反正。正如同1920年中央政府革了文言文的命；1981年，从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这是对传统的再认识，是对民族艺术的正确理解，这是努力恢复被“文革”扼杀了的风华与教养。倏忽四十年过去了，书法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不是简单的延续，也不是粗放的克隆，而是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的挣扎与突围。从政治史、文化史，还是书法史的角度来看，四十年的书法发展，所面对的障碍、问题前所未有。第一，适合书法艺术发展的文化语境已经改变，文化主流身份早已经被质疑。第二，电影、电视工业创造的强悍娱乐，大众读物掠夺性地占领了私人空间，流行音乐不容置疑的魅力、美术的雅俗共赏，导致书法艺术的发展空间日渐逼仄。第三，书法艺术所要求的教养，很难在当代人的身上找到。

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书法发展的新时期，让我们为之自豪的书法家，庶几经过了传统文化的滋养。以1980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为例，那个让我们念念不忘的书法篆刻展，是对书法的正名，是培育全社会正确认识书法的开始，是把书法艺术发展纳入到国家文化战略的体现。在这个展览上，我们看到了郭沫若、茅盾、沈尹默、赵朴初、于省吾、丰子恺、费新我、林散之、潘天寿、启功、沙曼翁、萧娴等人的作品，这些人的书法作品，也是当时最好的书法作品。此时，这些学识渊博、艺术感觉丰富的人已到暮年，很快，他们撒手人寰，把促进当代书法发展的任务交给了后人。所谓的“后人”，也参加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只是那些作品青涩、稚嫩，无法与他们比肩。

这种断裂，就是书法发展的断裂。如果说早早离开我们的书法家是文墨兼优、学墨兼优的人，他们身后的接棒人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刚刚从“文革”的废墟中站起来，百无聊赖时想到书法，学习的热情又被资料的匮乏阻碍，无论是从东写到北，还是从南写到西，都写不到深处，写不出书法本该具有的文化魅力、艺术价值。决策层意识到这一点，当书法发展纳入国家文化战略之后，与之配套的教育、展览、出版、市场、奖励，应运而生。毕竟是现代社会，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世界，让世界认识我们，就是让我们有人生理想、文化抱负。

第一个十年我们艰难跋涉；

第二个十年我们意气风发；

第三个十年我们彷徨、犹豫；

第四个十年我们开始反思……

今天，是中国书法第五个十年的开始。从不惑，到知天命，我们总该有所总结、有所规划，目的只有一个——突破局限，寻找发展的路径，恢复书法的真实地位，看到书法对我们的思维习惯、审美趣味、人格养成的影响与贡献。正如陈洪武先生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书法在视觉审美上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与此同时又失去了什么呢？从表象上看，当代书家笔下的书法在形质上于古人的书法没有多大差别，在形式制作上甚至还有所创新，但内质里还是一样的吗？当一切表面的喧嚣与热闹慢慢沉寂下来后，当代书家不妨作一番冷静思考。”

“文墨同辉——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我书我心——当代书家的文本表现”就是冷静思考下的呈现。

“文墨同辉——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中的“关键词”是“翰墨文章”。书法家临写的字帖，是一篇篇的美文。遗憾的是，在我们大肆鼓噪书法的视觉化功能，认为书法就是笔墨运动、文辞无足轻重时，我们自然会忽略、甚至漠视文辞对书法的作用以及文辞与书法的美学关联。书法是综合艺术，书法的灵魂就是文学，文学不在场的书法是不完整的书法。同时，书法审美心理学也在告诫我们，审美主体与书法客体的关系，不是外在的关联，而是内在的互动，不是审美主体的一家之言，而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书法审美对书法作品的要求是：书写性是外在的表达，是审美主体的第一观感。到这里，审美过程没有完成，它要接续笔墨形质展现的文辞。深刻、典雅、尽览人生况味的文辞是实现书法审美的高潮，就如同一部戏剧，开场与中场的情节铺垫是为高潮部分服务的，观众的期待，恰恰是这一个“高潮”时刻。

四、必须的突围

忽略“翰墨文章”是时代浮躁使然，是书法家自身修养的不足，是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急功近利的表现。改革开放的第一要务就是强国富民，经历过饥寒交迫的几代人，把摆脱贫困视为人生理想也不为过。但，这不是一个人的终极选择，更不是书法艺术的终极价值。陈洪武告诉我们：“当中国进入21世纪的现代社会，必然会打上时代的印迹。面对书法的时代嬗变，当代书法既要延续传统，又不能泥古不变，更不能丢失书法的文化本质和精神内涵。我们要做的是‘浊以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在时代嬗变纷繁复杂的表象中，厘清思路，找准方向；反过来说，越是新旧冲突就越酝酿着新变与生机，谁能够在书法的时代嬗变中抓住机遇，去弊而新成，谁就会领时代之先，开一代之新风。”

回到原点，是为了找到准确的起点。“文墨同辉——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展现了当代96位中青年书法家对经典书法作品的临写。其实，我们眼中的经典书法，就是手札、诗文墨笺等，功能性、实用性齐全，这是中国书法作为艺术最为独特之处。初始时期，这些精湛的笔墨所传达的思想意识、生命情感、世俗渴求，铺陈了中华民族的真实生活。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散发着人文光辉的墨迹，逐渐凸显出滋润人心、陶冶性情的审美力量。精心临写，体会先贤提按时的从容；认真阅读，领会文辞的清峻、深邃，就明白了杰出的书法是怎么来的，直抵人心的书法具有什么样的形态，书法家的文学修养与情绪导向，迸发出来的艺术感染力何以经久不衰。

以虔诚的心态向先贤致敬，在领悟笔法、体会章法之后，我们会不会产生遗憾的感觉。这些伟大的书法作品属于历史，我们没有能力延续如此形态的表达，匍匐在他们的身后，亦步亦趋，被他们耀眼的光芒永远笼罩。的确，当代书法只有笔墨了，醉心笔法墨法的当代书法，成了一个飘渺的图形，被质疑的理由显得很充分。

起点就在我们面前。“我书我心——当代书家的文本表现”，所迈开的脚步沉重而坚定。也是相同的96位书法家，他们离开临写的案头，又埋首写作自己的文章。“我书我心”，让人生体验、哲学思辨、社会认知、生活感悟，一一付诸笔端。对于中国当代书法家而言，这个时刻来得有点晚，好在来了。如果当代书法创作永远缺失这一课，对未来无法交代，对文化多有不恭，对自己也是不负责任的。

“我书我心”中的文章不是篇篇都好，也不是篇篇都具备发表的水平。重要性在于，我们有了文心。这颗起于屈原、宋玉、贾谊、庾信、陆机、陶渊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归有光、张岱、冯梦龙、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的文心，是人类文明的灯塔，是对苦难的体察、对光明的追求，是我们的良知和教养。笔墨与文章同为一体，审美是对两者的规范。

艺术是以发现人、感染人为根本，书法也不例外。“文墨同辉——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是对书法史的旁注。从当代书法家临写的作品中，我们知道优秀的书法作品需要具备的要素：第一，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第二，技术表达；第三，人格魅力。从这个标准审视当代书法创作，我们会遗憾地发现，除了第二条有着清晰的表现以外，第一条和第三条极度缺乏。界格，层次分明的隔水，粘贴、拼贴，抄写一篇永远正确也无法读懂的诗文，便完成了所谓的书法创作。有时，看着这些呆板的书法作品，除了字型、章法别出心裁外，其他要素都无法感知，比如文辞的张力、思想的意义、修养与人格。书法艺术，如果没有文辞的张力、思想的意义、修养与人格，仅仅以一排字、几行字敷衍，书法艺术价值何在？

胡适把文言文看成“死语言”，我把这种书法看成“死书法”。理由是，大量的同质化笔墨，抄写的同一篇诗文，没有思想深度、艺术感染力、人格魅力。依靠一个没有个性的躯壳存在，分明就是手工工艺品。我这么看，未来的观众和读者也会这么看。

超越，必须突围，突围就会牺牲和舍弃。落满尘埃的心灵，到了应该清理的时候。这是“我书我心——当代书家的文本表现”让我深思和激动的因由。

五、争鸣与书法的真理

“从‘源流·时代’到十二届国展”论坛可谓高潮迭起。老中青书法理论家、评论家纷纷登场。叶培贵主持的“展场与立场”，直指书法创作的实际问题；邱振中主持的“视角与视野”，深入书法美学；丛文俊主持的“纵横的维度”偏重书法文化；陈振濂主持的“思辨与追问”贴近书法现实，尖锐而复杂。

从古至今，从创作到理论，从文人到书法家，从国内到国外，许多看似奇怪的问题接踵而至。刘洪彪的“草书盛世说”引起轩然大波；书法式微，何来“草书盛世”，巨大的悖论引起青年学者的质疑。意大利人毕罗谈到中国书法的国际化，表情复杂。刘恒纵论当代书法创作，切中肯綮。朱培尔言及书法展览的制度设计，发人深省。白谦慎谈起6G时代的书法，却不是哗众取宠，让人津津乐道。陈振濂考问书法家，在宣纸上抄写字典，有没有书卷气，居然得到“有”的回答，我很震惊。李一以诗人的身份强调诗歌对书法的重要作用，感叹作诗比写字要难。丛文俊对书法线条的不屑、对点画的肯定，众人侧目。

观念碰撞，言语交锋，“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讲话的权力”。在理论家、评论家之间，在理论家、评论家与书法家之间，关于书法创作、欣赏、观念、文化诸多问题，坦诚相见，和而不同。

论坛波谲云诡，无人对书法作品的人格魅力问题发问，我感到奇怪。优秀的书法作品，人格魅力的作用极其重要。“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代书法创作”不去触摸书法的人格魅力问题，会削弱论坛的理论深度。“文墨同辉——历代经典法书中的翰墨文章”所临写的作品，以人格魅力取胜的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兰亭序》《祭侄文稿》《争座位帖》《次辩才诗帖》《腊梅诗卷》《自书诗帖》《舟次吴江诗册》《绕屋满帘联》，等等。笔墨以外，作者的学养、丰富的人生体验、思想感情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感喟，余音绕梁，难以释怀。

人格魅力的缺少，是书法作品同质化、标识度弱化的原因，也是书法个性模糊、感染力不强的原因。竞技书法时代，或者说展厅书法时代，我们不能停止对当代书法创作人格魅力的要求和培养 。“我书我心”，是人格魅力得以体现的基础。我书我心，倡导善良与正义，深入生活，勤奋读书，辨别是非，激浊扬清，书法艺术的生命光芒就能普照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