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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坤晟 白阳
王从智觉得自己和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不一样,虽然他从来不否认自己创办春蕾小学是为一家三口谋个生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瘦瘦小小,戴着一副老式眼镜的王从智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说:“我办的是教育,不是生意。”
春蕾小学创办的11年里,王从智被主管部门认为是添乱分子,被竞争对手召集的180多个社会闲散人员砸过大门,赚过钱,也赔过钱,但他至今没有放弃。
还是当孩子王
从北京地铁一号线最西端的苹果园地铁站再向西,乘车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颠簸了十多分钟后,顺着农家院子墙上斑驳的指示牌弯过一条小路,就是王从智的春蕾小学。
王从智促狭的家也在不到5个篮球场大的院子里,简陋的平房和当作小学教学楼的老厂房、幼儿园以及给教师办公的简易房挤在一起。15平米,王从智把它隔成两截,前面是儿子的单人床,后面住着夫妻俩。
1996年,从江苏徐州师范大学毕业的王从智被分配到北京矿务局位于房山区的一所煤矿子弟学校任教。和众多怀着美好梦想初来北京的年轻人一样,王从智很快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矿上飘满煤灰的空气,单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低廉的薪酬都让他觉得在这座繁华都市里,自己应该有更大的一片天地。3年后,跃跃欲试的年轻人辞职跑起了销售。但这个说话慢条斯理,在妻子眼中完全不是经商材料的老实人很快在商海中败下阵来。
正为明天的面包发愁之际,同在北京打工的大姐给王从智出了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主意。当时许多带着孩子来到北京打工的老乡们发现外地孩子要想在北京借读,一学期最便宜要收2000元赞助费,而且是一次性交到6年级。那时候,很多打工者一天收入也就15元左右,一个月也就400多块钱,所以不少打工子弟到了8、9岁都找不到能上的学校。自觉还是适合当孩子王的王从智听了这话,正中下怀,找亲戚和老乡们东拼西凑了5、6万元,开始张罗起了自己的春蕾小学。这一干就是11年。
在王从智的记忆中,1999年的冬天是十几年来最冷的冬天。他在海淀区廖公庄租了6间平房做教室,为了省钱,他自己上阵操刀砌墙、刷白灰、抹水泥黑板,结果砖砌得歪歪扭扭,墙刷得花一块白一块,黑板抹了三次掉了三次。屋子里四处透风,刮得石棉瓦顶响了一夜。
最难的是去宣传招生。一身书生气的王从智刚拿着一沓招生简章站在菜市场,恐惧、紧张的情绪就把他往回赶。见到有人走来,他第一反应不是迎上去,而是立刻把传单藏在背后。
结果,当正月初六学校正式开张的时候,王从智只招到了7、8个学生。
债务压力让王从智辗转反侧。如果钱扔到水里去了,以后怎么生活?王从智只知道,“5、6万的债,如果办不成,这辈子什么事也别想干了”。
于是,王从智租了一辆中巴车每天走街串巷,既接送那几个孩子上下学,又厚着脸皮一家一家地敲门递传单。直到正月十七那天共招到170个孩子后,他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如今春蕾小学和幼儿园共有学生486人,外聘教师17人。在2009年的小升初考试中,六年级近30个毕业生,仅有一个没有顺利升学。其中还有7名学生考进了石景山中学的实验班。
在夹缝中生存
随着琅琅的读书声,跨进充当教学楼的老厂房。窄窄走廊两旁的破旧木门上用白粉笔标注的班级的名称,30平米的教室挤进了40多张课桌,还有的教室里的黑板已残破不全。“我们唯一的电教设备就是那台老录音机,连教学挂图都买不起”,王从智介绍,教师办公室4张简易木桌是微软公司做公益活动赠送的。现在全校10多名老师轮流使用。
王从智认为,经费紧张是因为春蕾小学没有“名分”。
据了解,现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有三种:第一种是获得了办学许可证,具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注册资金的学校,但数量极少;第二种是没有办学许可证,但在当地教委有备案的处于政策边缘的学校;第三种则是完全处于地下的“黑户”。春蕾小学属于第二种。
因为没有“名分”,春蕾小学不仅没有财政拨款支持,连公司和志愿团体的赞助也很少,几乎所有资金都来源于学生的学费。目前,春蕾小学的学费是一学期550元,教师的工资、房租、办公费用、水电费用都出自其中。“完全无利可图,一年剩下4、5万块钱。我和爱人出去当家教也不止这个数。”王从智说。
与利润相比,王从智和妻子更头疼的是微薄的薪酬留不住能力强的教师。
“我们的孩子回到家里很难有安静的学习环境,只能让他们在学校里把当天学的都消化了”,为了孩子的学习,春蕾小学的老师们教学负担非常繁重。据王从智介绍,在公立小学,班主任通常一周9个课时。而在春蕾小学一个班主任一周是22个课时。而班主任每周还有一节周会课、一节安全教育课,每天还要负责早自习以及下午的自习管理,总共就有30多节课。王从智夫妻只能努力以诚感人。
教语文的王老师是北京知青,从公立学校退休后,成为了春蕾小学的第一位教师。王从智办校11年,她也教了11年。11年来王老师只请了半天假。许多学校多次要高薪挖走,她就是不走;她儿子结婚,想让她回家享福带孙子,她还是没走。她还对另一位曾准备离开的优秀老师说:“你可不能走啊,你要走了,我也走了,校长压力就更大了。”
王老师告诉记者,这么多年,她都没有选择离开是因为王从智对老师的尊重。在教学上有点成绩,校长就会及时奖励;即便经费再紧张,他宁可自己少得到点,也要优先改善教师待遇。而且王校长在教材和教辅等方面,也从来不吃回扣,“至少感觉得出,校长不是出于纯商业目的,才坚持下来的”。但王老师承认,自己还有一份退休工资,生活压力比起学校的年轻教师要小很多。
可惜春蕾小学的老师中,拥有王老师这样经济条件的并不多。学校老师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代课教师和师范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每月1200的工资在我们这类学校也算不错了。但年轻人有了好的机会,肯定要走。这可以理解。”王从智多少有些无奈。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兵走了,能再招,能再练。但营盘没了呢?在王从智眼里,没有“名分”的尴尬可能让学校随时被取缔。
2006年7月,区里的上级领导突然到各个农民工子弟学校视察了一番。接着,石景山区教委就通知各校要限期整改,并宣布准备淘汰一批学校,谁的条件好就留下谁。
当时正处于经营困难时期的春蕾小学一接到通知,王从智就彻底蔫了。他干脆躲回四川巴中老家听天由命。结果,到了8月15号结果出来,石景山区有8所学校被取缔,而春蕾学校幸运地被留下来“整改”。但那8所学校为什么被取缔,春蕾为什么被保留。王从智坦承,他至今也不清楚标准是什么,上面从没明确交代过。
“现在政府的态度是放任自流、自生自灭。打工子弟学校的前景很渺茫,肯定会消失的。”王从智很悲观。
明天的课堂在哪里?
“没有你们这种学校,这些外地孩子根本不会来北京。你们就是在添乱!”
……
年近不惑的王从智至今提起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现为四季青镇)教育科干部在2004年甩给他的这句话,仍是一肚子不忿和委屈。
那年的春天,王从智位于海淀区廖公庄的春蕾小学被勒令停办,理由是办学条件不佳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容易再次引发“非典”等传染性疾病。当时,学校有500多名孩子在读。
如果不是正值两会期间,走投无路的他打电话闹到区长热线,声称要在马路上上课,要把孩子们带到天安门广场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解决问题,他也不知道自己在主管部门眼中原来是这样的角色。
但校长的“威胁”终究没有改变两个月后,学校停水、停电,校门口突然堵上一大堆煤渣的命运。无奈之下,他把学校搬到了现在所在的5环外的石景山区刘娘府村。但这次搬迁却让王从智“生意”面临破产的危险。
在2004年搬迁到石景山之前,春蕾小学一共招收了500多名孩子。王从智夫妻俩不仅还清了办学借下的债,存折上还有了30多万元的存款,“按当时的房价,在北京买一套小两居也足够了”。
但搬迁之后的两年里,王从智越发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重新租房、装修的开销,节节上升的人力成本,最致命的是生源的流失。刚刚搬到刘娘府时,附近已经有4所农民工子弟小学,春蕾小学完全靠过去在廖公庄招收的学生维持。但5公里的路程,让王从智只得免费给孩子们提供校车。500多名学生,仅一年的车费就花了十几万元。到2006年,随着高年级学生的毕业,春蕾小学只剩下了300名学生,学生缴纳的学费已经无法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两年间,自己存折上的数字足足缩水了10余万元。
继续办学,会不会把几年的血汗钱全部亏进去?上有高堂,下有幼子的王从智不禁想到了放弃。“可做了这么久,和孩子们的感情也深了。真要丢了,心里难受”。幸运的是,春蕾小学在随即而来的“取缔风波”中,神奇地活了下来。被关停学校的学生随即分流到各个学校,王从智才终于喘了口气。
四年过去,搬家的阴云再次布满春蕾小学的上空。只是王从智面临着“搬无可搬”的窘境。按照规划,在今年6月前,随着朝阳、石景山、昌平、大兴、丰台等区新一轮拆迁改造工作的推进,将有30所以上的打工者子弟学校消失,涉及约1万名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王从智说,刘娘府属于北京市50个挂账督办的村之一。
长则两年,短则就在今年,春蕾小学就要搬离刘娘府了。“再搬能往哪搬呢?去6环?王从智神情有些迷茫。现在的房价、地价和各项成本早已不可与2004年同日而语。王从智的存款在北京,别说小两居,就是一居的首付也负担不起。搬家,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校长的打算
王从智1991年高考失败,在家务农的父母决定让他和兄弟姊妹一样外出打工。但他的一位高中老师硬是走了20多里山路来到他家,劝家人让他再考一年。还告诉他父亲:“学费我们想办法,你准备孩子的干粮就行。”再次走进校园的王从智,第二年如愿考上了大学。毕业时又凭借自己的优异成绩拿到了全班唯一一个进京名额。
“学校如果要拆的话,我还会想办法去盖,如果北京实在干不下去了,我就回四川巴中老家做留守儿童教育。”王从智觉得,自己的办学事业有必要坚持下去。“要让孩子们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
王从智欢迎志愿者和孩子们接触。在他看来,与城里的孩子相比,学校教育对打工者子弟更重要。因为很多进城务工者对孩子的未来并没有太多规划。不少农民工子女虽然在北京长大,但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
一次王从智批评一个不爱学习的学生,孩子满不在乎地告诉他,跟着母亲卖废品一样能赚钱。还有一天天色不好,春蕾小学几名孩子没来上课。老师们挨个给家长打电话。有不客气的家长直接反问,“知识值多少钱一斤啊。你比我知识高,我比你挣得多多了”。
“现在我更觉得,眼界比文化课更重要。我希望让孩子们接触到不同的世界”,王从智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给孩子们更多可以选择的路。
在春蕾小学,来自河南的秦明河和老家在东北的夏宝丰是两个“特殊”的学生。现在读三年级的秦明河,父亲在北京打工,家庭条件十分艰苦。在她小时候,因为父亲和别人的矛盾,对方竟残忍地把她烧伤。现在秦明河失去了双腿,两手各剩一个手指。四年级的夏宝丰则是因为幼时在玉米地里“捉迷藏”时,被人恶意纵火,导致浑身及脸部被严重烧残。
两个可怜的孩子去各个学校求学时,很多学校都不愿意接受。但王从智和爱人不仅接受了他们,还减免了一部分学费。“而像秦明河这样的孩子,学了文化,以后还可能在电脑面前敲字,甚至做翻译”,而如果把两个孩子拒之门外,那么他们的未来只可能是沿街乞讨。
当年和王从智一起从矿务局子弟中学辞职的同事们,有的进入了中央级媒体,有的去了重点中学教书,可是王从智说他从未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办打工子弟学校,有人是为了出名,有人是为了发财,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是比较失败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我是做了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最起码从我手上出去的孩子,受到了他在这个年龄段应该受到的教育。”王从智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望向窗外。那里,许许多多的小孩子正在温暖的阳光下奔跑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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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从智(左二)和学生在校园里。
白阳/摄
■对话王从智
民工子弟学校为何难取缔?
一方面,如果外出打工的父母不把孩子带在身边,孩子会成为留守儿童。很多时候,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母管教,爷爷奶奶和当地学校都管不了,父母才把孩子接过来。
另一方面,公立学校招收外地孩子,不仅要经过考试还要收赞助费,所以它把家庭条件较好、学习较好的孩子招走了,那么剩下的大量孩子呢? 农民工子弟校为什么取缔不了,就是有需求。
民工子弟学校有何优势?
公立学校不可能完全解决打工子女入学的问题。流动人口基本住在城乡接合部,以北京而言,随着城市开发,他们就会从四环搬到五环再到六环,离市区越来越远,我们可以搬,而公立学校不可能搬走。
如何办好民工子弟学校?
民工子弟学校在政策上没有得到承认,没有任何财政补助,所有资金都出自学费,所以经费上非常捉襟见肘。如果资金充分,这样的学校就能办好。政府应该出面,资金给予保证,校舍、师资上给予支持。上海、浙江就解决得比较好,财政支持大。
怎样才算好校长?
民工子弟学校的水平,很多时候是校长的个人素质决定的。如果校长的铜臭味太重,满脑子全是赚钱,学校的运营就会跟教育的基本原则有偏差。挣不挣钱是另一回事。不论待遇有多低,既然干了这一行,就要把孩子的事当作一件事,最起码对得起孩子、对得起家长对你的信任。
对社会援助有何期待?
在北京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中,有50多所是经过政府审批的。他们能接受的赞助相对较多,我们则困难很多。去年也有大公司和志愿者来我们学校做活动,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但这种活动主要集中在学生身上,如果能更关注我们的老师,效果会更好。能留住一个好老师,就等于帮了50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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