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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放在西部山区拍摄野生动物。

    王放供　图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坤晟

    27岁的王放已是中国野生动物摄影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红隼嘴衔着猎物从北大博雅塔前飞过；秦岭的朱鹮张开翅膀优雅地舞蹈……从2003年用攒下的800块钱购买第一台二手尼康相机到今天，王放的镜头记录了中国大地上的四百多种鸟类、数十种陆生哺乳动物和数百种两栖爬行动物，其中不乏金丝猴、羚牛、藏羚羊在内大量珍稀野生动物。

    年轻的王放曾一个人背包夜宿寒冷的野鸭湖，也曾持续一个月冒着40摄氏度的酷暑追逐展翅高飞的雄鹰。为了在贵州梵净山拍黔金丝猴，一个多月里，他和自然摄影师奚志农在苍茫的大山中把悬挂了半年以上的猪肉和山上的野菜当食物，“发现肉上长了蛆，就把它挖掉再吃”。2005年王放成为首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营员，并在第二届训练营中担任辅导老师。他的作品参加了平遥国际摄影节等多个影展，也是《中国国家地理》与《人和自然》杂志的常客。

    但目前正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念动物学博士的王放却说，“生态学研究才是我一生从事的事业，和它相比，摄影只是我的一个爱好，或者说是生态保护一个很好的工具。”

结缘

    按一个北大师弟的说法，王放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因为在北京这座大都市，有许多年轻人都是生活帮他们选择了职业和未来。而王放恰恰是坚持了儿时梦想的少数派，即便这项事业冷门低薪，辛苦危险。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在苏联做访问学者的父亲给王放带回了两件礼物——一台显微镜和一个望远镜。小小礼物给小王放打开了一扇窗。充满好奇心的他立马开始拿着望远镜到处追寻天上的小鸟、草丛中的小动物,用显微镜观测洋葱切片，甚至把自己划破一小块看自己的皮肤。

    一年后，年仅10岁的王放偶然翻到《少年科学画报》里的一篇文章，上面讲述了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珍·古道尔女士三十年间在非洲和黑猩猩在一起的工作经历。古道尔科研的传奇让王放兴奋，“总以为大人的世界是上班下班一成不变，没想到世界上竟然还有一种职业竟然就是每天和野生动物玩，去山里探险……”。也在那一年，王放还阅读了描绘北大教授潘文石和吕植常年在秦岭研究大熊猫经历的《大熊猫的故事》，书中有一章介绍了两位老师科考归来后和北大附小的小朋友们聊天。“原来这些人就在身边”，正在北大附小念书的王放第一次觉得，这个长大以后能和动物们玩的梦想似乎也是可以摸到的。

    时光荏苒，2001年，带着梦想的王放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大生物系。就在他刚入学的第二个月，珍·古道尔女士来到北大做讲座。在2000多人的大厅里，王放激动地注视着这位自己一直景仰的科学家。紧接着20多天以后，潘文石教授也在北大校园里给自然爱好者们做了一个讲座。接连见到儿时的两位偶像，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王放真切地感到儿时的梦想就在眼前。

    本科期间，王放成了北大绿色生命协会的会长，开始了自己的科学考察生涯。他组织了这个以“认识自然，感悟生命”为指导思想的学生社团历史上规模最大一次的野外考察。“在神农架，那批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深入原始的大山，第一次现场勘探水利开发对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让王放最有成就感的是，当初参加神农架考察的伙伴中，现在和他一起留在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就有4个人。

    如今博士生王放师从潘文石和吕植教授，主要负责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系统的调查工作，参与了北大生物多样性快速调查，以及大熊猫走廊带恢复和孤立种群等多个生态保护项目。

    “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命中注定的幸运”王放感叹。

困惑

    王放的同学孙康泰曾说，“和王放在一起，我能感觉到他是多么热爱他的工作，那是一份从心底散发出的快乐。”事实上，早在2003年，王放刚刚真正接触生态考察不久，就感到了沮丧和失望。

    在神农架，从小在北大校园里长大的教师子弟王放目睹了当地老百姓没钱看病建房，半个月或许才能从偏僻村庄外出一次的窘迫现实。他开始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希望，有没有意义，“当地人这么穷，做生态保护的人还要求这里不修公路，那里不建高压线，结果就为了保护一群猴子？”

    这样的困惑与无奈或许是每个生态保护者都会面临的困境。王放的导师吕植给他讲过90年代在秦岭的一段经历。那年春节前夕，吕植在秦岭考察，寄居在一个非常穷困的小村庄里。忽然有一天全村的人都沸腾了，原来一只怀了孕的毛冠鹿误打误撞闯进了村里。全村人都为过年的时候能吃上老天爷送上的一顿肉而欢呼雀跃。吕植当时觉得特别难受，但看到全村男女老少发自内心的开心，劝阻的话还是哽在了心里。最后，村民们还是把毛冠鹿吃得干干净净。“这也是我们动物保护面临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不仅要保护动物、植物，更多时候还要找到办法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要不然工作肯定是做不下去。”王放认为，找到人和动物共同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地保护好生态环境。

    这几年跑下来，王放才逐渐打消了顾虑。在四川老河沟林场，王放看到，在政府的支持下，林场的职责从砍树、种一些人工林变成了对大熊猫的监测和巡护。林场的场长和职工变成了大熊猫的监测队员，每天要多次上山做保护工作。再后来，他们还跟北大的科研团队合作做科研，以前林场砍树的职工，变成了做野生动物样线、植被调查的调查人员。而近几年当地林场在充分保证监测的情况下，开办了自己的展览馆，开始给游客做动植物的科普宣教。

    在贵州的梵净山，政府免费给当地家家户户安置节材灶，建沼气池。还给当地农民推荐中草药种植项目，培训蜜蜂的养殖技术，给他们启动资金，让他们从事养蜂业。

    “20年前，完全是靠政府告诉百姓不许干哪些事，不许去哪些地方。这让当地的社区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老百姓也缺乏热情。这几年政府部门把当地人纳入到保护的圈子里来，让当地的人有权利有收益。我想这种模式就是我心里一直期望的模式。”王放说。

历险

    白雪皑皑的群山、万丈峡谷的激流……从事生态学科学考察的人注定是漂泊的游子。如今，一年之中，王放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不在北京。滇东南、川西北、藏东南、三江源、神农架深山、高黎贡山、贵州梵净山、西双版纳、西藏墨脱……王放的足迹遍布了中国20多个省份。

    在野外，往往为了十几分钟的动物观察，要走过好几天崎岖的山路，在风雨中静静守候。“很危险，很寂寞，很辛苦”，但王放不在乎，因为他工作在中国最美的地方，领略的是大多数人终生无法领略的自然景观。王放至今还记得在对神农架的考察中，第一次见到几十只金丝猴在高大的杉树上欢快地跳来跃去的情景。“满眼都是金色的影子在飞舞，那种令你眼花缭乱的自然之美给你的震撼是说不出来的。”

    2005年4月23日，是王放一生也无法忘记的日子。在川西老河沟林场的一次野外考察中，王放正翻越一个陡峭潮湿的悬崖，一只红腹锦鸡突然从他脚下蹿过，王放一分心就直直地坠了下去。幸好一棵斜在山腰上的碗口粗的树把他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摔下后睁眼的一刹那，一片漆黑，他以为自己失明了，下意识用手一抹，才发现是流出来的血和着泥蒙住了双眼。

    在当地医院接受紧急治疗的他每天在电话里给北京的父母绘声绘色地讲故事：“昨天刚遇到金丝猴，今天竟然看到了大熊猫哦”。直到10天后，当地的医院宣布必须转回北京治疗，他才给电话那头的亲人轻描淡写地说摔了一跤，需要回趟北京。“这件事以后，我再给父母报平安，他们都半信半疑”，王放衷心感激父母没有强迫自己放弃生态保护的事业，“想一想，我欠他们的实在是太多了”。

    大自然的孩子是没有多少时光陪伴家人的，现年73岁的潘文石教授如今每年几乎有11个月待在广西的基地，两个女儿都辞掉了自己的工作支持父亲的事业。在今年3月27日的凤凰卫视全球华人盛典上，获奖的潘文石教授笑言，多年来很少与妻子见面，完全是精神上的伴侣。王放承认或许有一天来自家庭的压力会更残酷地摆在自己面前，“但既然现在父母身体还健康，自己也没结婚生孩子，那么能奋斗的这几年，就埋头一直往前走吧。”王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