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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食南之徒》

施爱东《蛋先生的学术生存》

马伯庸《食南之徒》

梅耶冷笑着抬起残疾的右手：“如果他们像我一样，因为一点小错就被斩下手腕，赶出宫去，大概也就没什么心情掺和这种事了。天天嚷嚷着土人秦人，好像分清楚了能当饭吃似的，真以为自己能为朝廷分忧？到头来，还不是上头的几个人得利，我们这种升斗小臣该受苦还是受苦。”

施爱东《蛋先生的学术生存》

一个长期担任领袖的学者到了晚年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被推向学术神坛，成为后辈学者崇拜的“祖师爷”。他的学术成果会被要求反复阅读，他的观点会逐渐成为“共识”。以此“共识”反观其成果，其成果也自然会成为“经典”。在钟门弟子的眼中，“钟先生的学术著作需要我们细细地品味、咀嚼，越嚼越感滋味之浓厚”，因为“钟先生流畅的字里行间，张扩着一个个奇妙的学术空间，从这一个个空间可以延伸出许许多多的学术生长点，沿着这些生长点，又能砌出一座座高墙乃至大厦”。

在中国民俗学界，至少60%的从业者都是钟敬文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即使是偶尔有缘见过钟敬文一面的民俗学者，也多数会以“学生”自居，如果加上这一部分学生，民俗学界的钟门弟子或再传弟子至少占了全学界的80%。在众多的弟子或学生当中，论资排辈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一般说来，钟敬文在1966年之前招收的十几名研究生以及学术助手、访问学者，会被1976年之后招收的研究生称作“老师”；而钟敬文在1976年之后招收的研究生，相互之间多以“师兄弟”相称。但是，那些有幸留在钟敬文身边工作的学生，即使是资料员，也有更多机会被全国民俗学者尊称为“老师”。因此，能留在钟敬文身边工作，对于许多民俗学者来说，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荣耀。

钟敬文一直非常强调团结全国的民俗学者，可是，钟敬文去世之后，一年一度的“钟敬文民俗学奖”就显示了明确的排他性，该奖只奖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钟敬文及门弟子。对于钟门弟子来说，每年颁奖期间，都是大家欢聚一堂的嘉庆时刻。借助于这种仪式化的庆祝，在这个家族式的学术共同体内，每一个个体对于彼此的身份认同都会得到一次深化，大家除了吃饭喝酒，还会交换许多学术信息，实行信息资源共享。由钟门弟子发起的“敬文民俗学沙龙”，则试图将这种共同体由内向外推出一层，吸引更多的民俗学者共同参与，可是，由于外人很难在会后的交流中进入钟门弟子的谈话语境，尽管沙龙一再声称其开放性，但参与者依然是以钟门弟子为主。

在北京师范大学乃至整个民俗学界，学者们必须用“钟老”或者“钟先生”指代钟敬文，直呼先生的名讳无疑是一种冒犯，至少会引来同行的侧目。2002年钟敬文仙逝之后，每年到了钟敬文的生日和忌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以及“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都要分别举行仪式，纪念和缅怀钟敬文，有些学者还会定期到钟敬文旧居遗像前上香、磕头。这种现象当然不限于北京师范大学，应当视为一种普遍现象。在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著名戏曲学家王季思（1906—1996年）的学生每年也会举行相似的纪念仪式。

——祖师崇拜：学术领袖的神威和功能

任何一个研究所或研究中心，都必然配备相应的学科负责人。一般来说，作为业务行政长官的“所长”或“主任”就是该学术共同体当然的学科负责人。团队的当任学科负责人自然充当了祭司的角色，他不仅需要把大家团结在先生的旗帜下继往开来、抵御来自外部的各种利益侵蚀，更得担负起弘扬先生学术、光大先生门庭的重大责任。

这也就是说，先生只有创立了一个官办学术机构，并把这个机构交由自己最亲近的学生继承，对于先生的祖师崇拜才有可能得以实施。即使学术机构的成员、招牌发生了变更，只要机构的主要执行者还是先生的传人，对于先生的祖师崇拜就不会中断。学术机构既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维护先生的神威，是为了维护一套源自先生的学术传统，因此也维护着这一传统荫庇下机构成员的学术利益。没有哪任遗产继承人会冒着“数典忘祖”的风险贸然中断一种仪式传统。

以学科名称命名的学术机构是如此重要：机构的名称意味着官方对于学科门类的认可，机构的规模意味着官方对于学科重要性的认识。相反，一个学者如果不能被纳入与自己专业名称同名的学术机构，无论他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得多么出色，他的学术成绩也只能被视作个人兴趣或爱好，很难融入他所在学术机构的主流学术圈。著名宝卷研究专家车锡伦就是一个突出但绝非个别的例子，尽管车锡伦堪称中国宝卷研究第一人，但是，他所在的扬州大学却没有与民俗学或俗文学相关的学科点，更没有相应的学术机构，因此直至退休，车锡伦都无法真正融入扬州大学的学科团队，一直被同事视作游离分子，其学术地位从未得到扬州大学的充分重视。

凡是民俗学发展比较好的大学，一般都有与此相似的成长历史和结构模式：一个既有一定学术地位，又有较强社会活动能力的学科带头人，在他的张罗下，成立了一个民俗学研究机构。如西北民族大学的郝苏民与他创立的“社会人类·民俗学系”、中山大学的叶春生与他创立的“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叶涛与他创立的“民俗学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陈华文与他创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在当今的学术体制内，只要有了固定的编制，从属于这些机构的民俗学从业者就有了一个稳定的职位。一般情况下，即使学术机构的名称由“社会人类·民俗学系”改成了“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或者“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机构的编制依旧会得到保留，民俗学从业者也不会因为机构名称的改变而失去这个研究岗位，他们依然可以在新的机构版图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因此，对于一个新入行的青年学者来说，进入一个高端的学术团队是如此的重要。只有在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内，自己的学术力量才能被纳入一个有序的轨道，在学术史的潮流中实现自己的学术价值。为了能顺利进入一个高端的学术团队，他必须逐步习得该团队的主流研究范式，同时，他还必须部分地放弃自己原有的学术路向，修改自己的研究规划，无条件地接受对于该团队既定祖师、既定权威的认同。

——学术机构：祖师的香火地，学者的栖身所

学生充当导师的耳目或者马前卒，在中国教育传统中是值得褒扬的行为。因此，导师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以及把毕业生安插何处，许多时候关系到导师对于各种学术资源的利用，只要布点得当、安插有力，就能近水楼台尽揽星月。钟敬文生前曾说，他最乐意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来报考他的博士，他们有研究经验，比较成熟，上手快。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一位知名教授明确要求自己的博士生毕业后必须到大学教书，把他的学术思想播撒到全国各地。不同导师有不同的风格，有些导师比如中山大学的黄天骥，就特别热衷于把自己的学生安插到学术期刊或新闻媒体，这样就有更多可用的宣传资源，能最大化地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广东三大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以及各个新闻媒体，到处都布满了他的学生。

留校博士无疑是导师最好的学术助手，他们了解导师的学术兴趣，熟悉导师的研究范式，知道如何最好地服务于导师。他们可以很好地遵照导师的要求完成各种研究课题，这样，导师就能以有限的精力去承接无限的课题，腾出更多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之外的学术交往，以争取更多的学术名誉或社会资源，扩张自己的学术势力。在这种模式下，一个大教授就像一个包工头，不断地对外承接业务，然后把任务一层层分包给下面的小教授，然后再分派给他们的博士生、硕士生。因此，一个教授拥有的社会资源越丰富，他拥有的课题也就越多，越热衷于广招门徒，可是，他也就越没有时间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更没有时间指导学生。

师生之间的互惠关系不仅使学生们对那些有权势有关系的导师趋之若鹜，也诱使每一位导师都希望将最优秀的学生网罗在自己身边。每年的保送研究生，总是交由学科负责人优先挑选之后，才交给其他导师按学生兴趣和方向进行分配。

每年博士生毕业前夕，都是导师们权力较量的时候，每个导师都希望留下自己的学生，可是，研究机构的编制总是有限的，留谁不留谁，并不单纯由学生的个人素质决定，主要是由导师的斡旋能力决定。那些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的导师会有更多的机会把优秀学生留在身边，而且一般会尽可能利用手上的权力，逐步搭建起一个完整的学术梯队。这样，一个以自己为塔尖的学术金字塔就建起来了。这种依靠个人魅力建立起来的学术团队，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是依靠顾颉刚而建立的，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所是依靠钟敬文而建立的，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民俗学系是依靠郝苏民而建立的，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室是依靠刘守华而建立的。

优秀毕业生留校是保持学术传统的有效方式，但同时也是该传统走向衰落的罪魁祸首。近亲繁殖必然导致学术共同体理论创新的延滞，以及汲取外来理论方法上的对抗情绪。师生关系如果加上留校后的上下级关系，导师对留校学生的学术影响就会比离校学生大得多。 留校博士要不断地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而且要尽可能忠实于导师的学术理念，他要在师弟师妹和自己的学生面前歌颂导师的学术成就，阐释导师的学术思想，贯彻导师的学术理念。一方面，他起到了延续学术传统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是阻挡外来研究范式入侵的“赫克托尔”。在这种对导师的维护和颂扬中，他自己也不得不收敛其学术创新的脚步，亦步亦趋地从事常规研究；他的很大部分精力要投入到导师的课题中，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此大打折扣，长此以往，其学术成就也就自然远在导师之下。这就是为什么钟敬文、赵景深、钱南扬之后，难有学术成就可与导师比肩的弟子。如此延续到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这一学术传统基本也就式微了，只剩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底座，即将面临土崩瓦解。

学生是导师形象的最佳雕塑者。大凡名师，光辉形象都不是自己塑造的，而是学生塑造的，尤其是那些擅长散文写作的学生。导师的一言一行，哪怕是徐志摩式的三角恋、风流债，或者是黄侃式的古怪脾气，到了煽情学生的生花妙笔之下，都可以由俗入雅，被叙述成难得一见的名师风范。普通人身上的一件丑闻，到了名师身上，就是佳话，一切视乎从什么角度，用什么笔调来叙述。

至于补足、夸张、删减、粉饰等艺术手法，更是美化导师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因此，学生们借助想象和回忆而撰写的一批诸如《师门问学录》《师门五年记》《师门杂忆》之类的优美文字，就成了将导师的生动形象固化为传世书写的必要手段。“如北大清华数次驱赶校长，在某些‘过来人’看来就是很不宽容，只不过此类史料被《读书》的作者们尽数过滤，我们目前所见的倒都是诸位先人‘宽容’的一面。”

苑利《钟老在最后的日子里》是这样雕塑钟敬文的：“钟老是个极勤奋的老人，就在他住院的前一天，还给弟子们上课，这时，他已有99岁的高龄。在医院里，除医生治疗外，你很难感受到医院的氛围。不管谁来这里，大家热火朝天谈的都是学问。”这些浪漫夸张的文字，常令那些不能面觐钟敬文的后辈学者悠然神往，也为钟敬文时代的中国民俗学罩上了一圈圣洁的光环。

——薪火与香火：导师与学生的不对等互惠关系

所有的学术史，都是回溯性的。学者发表的论文，犹如射出去的箭。箭射得准不准，并不由射手说了算，而是由读靶人说了算。学术史家就是读靶人，他们会把靶心画在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文章上，而不是画在作者自己认为最好的文章上。尽管许多学术史家非常努力地试图阅读和理解前人的作品，但他永远不可能回到前人所处的学术生态，他只能凭自己的想象，从后叙的视角看待前人的工作。

优秀业绩只是成就一个学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个学者若要得到广泛的阅读认同，他还必须活得足够长。陈平原在《不靠拼命靠长命》一文中提到：“大学毕业那阵子，老师私下里半开玩笑半当真地传授了‘治学秘诀’，那是老师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这十字真言道破了很简单，大白话一句：‘做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据说这句至理名言的两位创造者，晚年都真的很有学问，成了学界泰斗。”

文中所说的“老师”即王季思，“老师的老师”即夏承焘。凡在中山大学受业于王季思的学生，几乎所有人都在不同场合听到过这句话。

当钟敬文跨过95岁高龄之后，就不断有人称呼其“百岁老人”。中国民间有长寿即道行的说法，百岁是个槛，槛的这头是凡人，槛的那头是仙人。一旦被称作“百岁老人”，首先从称呼上就获得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经验知识权威性。

传统学术史都是以“名家名作”的方式来书写的。我们往往是先确定了名家，然后再按图索骥，回溯其名作。名作的确立，又将进一步确认名家的地位。一个活得足够长、学生足够多的学者，哪怕是早年的稚嫩之作，都会被弟子们翻出来，当成历史文献重新出版，并以早期学术阶段的“必然稚嫩”来修补这些成果的不足。“在动荡多变的近代社会，长寿者本身就是国家历史的缩影。更重要的是，长寿者有更多的说话机会，有可能影响历史研究的趋向，同时既作为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又是历史叙述的制造者。”那些连钟敬文自己都认为“幼稚”，自谦为“描红格子”的少年习作，在他晚年的时候，全都被学生们当作中国民俗学的早期经典，从各种旧杂志中翻出来，与时俱进地被赋予各种新解读和新意义。

——寿者仁：成功学者的成功秘诀

大型的学术会议就是一个学术集市，参加会议如同学术赶集。每次民俗学大会，表面看起来人声鼎沸兴旺发达，可是，由于民俗学学科对象太泛，论题不集中，彼此牛头不对马嘴，学术话语难以通约。会议讨论时，学者们常常是自我表扬与互相表扬相结合，演讲和讨论则成了单纯的口头表演。2009年在昆明举办的一个国际人类学大会，开幕第二天，就有一则短信在学界广为流传：“上午开幕，你忽悠我，我忽悠你；中午会餐，你久仰我，我久仰你；下午表彰，你吹捧我，我吹捧你；晚餐酒会，你灌醉我，我灌醉你；酒后舞会……”这种不针对具体学术问题的学术赶集在当今学界比比皆是。

——圈子的形成：反抗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研究范式的套路性质决定了研究范式不能太复杂，一定要有实用性、可操作性才能得到应用和推广。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是一次彻底的学术革命，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提出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是操作方法并不难，很适合其他学者模仿，哪怕刚入门的青年学者也可以据此进行研究。当年23岁的陈槃，就在他的《黄帝事迹演变考》文后附了这样一段话：“我很愉快，我能捉住顾颉刚先生告诉我们的伪古史的原则——‘层累地造的’；又用了顾先生给我们辨伪史的工具——以故事传说的眼光来理解古史，于短期间写成这篇文字。”

成熟学科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常规研究，常规研究主要是做应用题。进入论文写作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问题的基本答案，疑难之处只在于素材搜集和解析过程。如果你在进入论文写作之前依然没有初步的答案，那么，你的论文就无法有序地循着一条中心线索展开，只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这就很难成就一篇结构严整、条理清晰的好文章。所以说，科学活动牢固地建立在基于科学传统的一致意见上，如果没有规范性操作的严格训练，常规研究或解题活动就不可能得到顺利展开。

——常规研究就是“做应用题”

许多批评者认为，既有的民俗研究，只见有俗而未见有民，它体现的只是一种脱离了具体“民”的、抽象的、平均值的“俗”。刘铁梁说：“生活的整体性，离不开生活中的人。应该说，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能呈现出生活的整体性，而不是靠民俗事象的排列组合。”所以王加华提倡以个人生活史为中心的研究进路：“完全可以以一个人为中心与视角，‘透视’出与其所交往的其他人，随之再以‘其他人’透视出更多的人。而民俗学作为一门研究民众生活的学问，其最终落脚点在于‘民’上，更具体一点来说在于‘民’与‘民’的相互关系上。

事实上，各种民俗事象之所以被‘发明’与‘创造’出来，即在于解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事项民俗学批评

理科生做文秘工作，终究是不受信任的。1991年，江西省水利厅要在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办一个文秘专科班，局里决定派我去。让一个本科毕业生去进修专科班，我感到很屈辱，拒绝了这个机会。为了争口气，我决定考回中山大学读中文系“写作学”研究生，以证明自己能“写作”。可惜的是，我落榜了。

铩羽而归的我自尊心受到重挫，自觉没脸继续待在家乡，1992年我办了停薪留职，揣着积攒了三年的400多块钱，只身去了广东打工。经同学朱建军指点加介绍，我用虚构工作经历的手法，好不容易在番禺“隆辉工业村”找到工作，担任“生产部副主任”，月薪1200元，而我在江西的月薪是160元。我努力工作，虽然很快升职、加薪，但是累得骨瘦如柴。 经同学劝说，我决定再次报考研究生。为了加大成功概率，这次我不敢赌气报考“写作学”，在招生目录中选了一个我在本科阶段就选修过的民间文学。

——偶然选择了民间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