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的《六国论》是一篇成功的借古讽今的史论。谓其成功，仅在于写作一隅，在于一“白日梦”的完成；至于借的“古”，讽的“今”，纯为臆想中的“古”与“今”，此“古”非彼“古”，此“今”也非彼“今”。

中国明清两代会写文章会鉴赏的学者中早有人指出苏洵的《六国论》不过是篇“借题发挥”的文字，“观诸侯之割地赂秦，非谋拙智昏，出于不得已，即不割亦未必不亡”（林纾），“若就六国言六国，不如次公（指苏辙及其《六国论》）中肯，而警时则此较激切”（浦起龙），因此茅坤、高士奇主张读苏洵《六国论》“当与子由《六国论》并看”，“赂秦必亡，理也。然韩、魏与秦最逼，齐、楚、燕、赵莫为之援，势不得不效地以自免，韩、魏亡而四国亦随之。小苏《六国论》尝及此意，茅坤谓两篇宜合看，良然。”

我以为，苏洵《六国论》逊于其子的地方有两处，即“讽今”激切有余，“借古”中肯不足。

“古”既可“借”，势必易遭涂抹、扭曲。能中肯者则不然，得尊重历史。六国亡于秦，乃历史之必然。“秦王扫六合，虎势何雄哉”，对于古人极少有认可的李白，如此由衷赞美秦王，显见当时秦之政治、经济、军事、技术、人力资源配置、地势均具灭掉六国的较大优势。六国惨败中的赂地不过是败相，非败因。苏洵将因果倒置，奚落韩魏君臣如三岁小儿，谓之“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如此苛责古人，不亦过甚？至于仗着韩魏牺牲得以苟延残喘的燕赵，苏洵对它们的灭亡，又深致婉惜之意，竟说出“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这样大脑严重缺氧的话来！秦灭六国这段历史，在苏洵看来，不过是一则用来“讽今”的可以由他加工的材料而已。这个“古”，是苏洵臆想中的“古”。中国古代文士对“古”的认知和利用，大多是和苏洵处同一水平，持同一态度。

至于过于激切的“讽今”，缘于宋代文人好谈兵论战的痼疾。自“杯酒释兵权”后，武人地位日降，文人地位日升。武人效仿文人写诗填词，文人则以笔墨为剑戟，过过挥师征战的干瘾。苏洵一厢情愿地以为他的大宋军队是强悍无比的，征契丹、伐西夏，可以指日功成。殊不知，骚扰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自汉唐以来从未消弭过攻伐中原的野心，北宋除非具有一招毙敌的超强实力，否则将永无宁日。这时，较为可行的策略就是用财物换和平。宋真宗、宋仁宗为了贯彻这个策略，不惜把“输”改为“ 纳”，名分上吃点亏无所谓，让百姓安定才是根本。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怎样呢？为了筹集用来换和平的财物，北宋大力发展经济，据说其经济总量占到彼时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三；北宋被金逼到南方后，虽然金朝的统治同样重视民生，但“中原之民无一日之忘宋者，乃仁宗深仁厚泽之所留遗哉”（弘历）。千万不能用北宋王朝的最后灭亡，来证明其前期某项国策的错误。苏洵既无先见之明，也无洞烛时弊的慧眼。他只是很激切地表达他的一种看法罢了。与他处同一时代的宋朝士大夫中，别具只眼的大有人在。苏明允的见解算不得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