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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个月大的男童熊俊怡，2014年12月1日在父亲工作的快递公司玩，不小心被卷进传送带，导致左臂两处骨折，胸腔挤压。更为严重的是，胸腔挤压后，血块卡在喉咙，导致大脑缺氧，造成脑部严重损伤。父母看着勉强维持生命的儿子痛不欲生，含泪请求医生为儿子实施“安乐死”，但是，遭到了医生和民政部门的拒绝。因为，在我国，“安乐死”是法律的“禁区”。情与法相悖，患儿父母该何去何从？

      人非草木，何况亲生父母？不到百般无奈，父母怎会含泪请求医生为儿子实施“安乐死”？然而，在法律上，安乐死是对个体生命权的侵犯，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构成刑事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尽管有人主张，在犯罪构成要件中，为病人减轻痛苦，为社会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可以构成违法阻却事由，使安乐死不为刑法所规制。但目前违法阻却事由在高度法定化的前提下，靠个人理性的推定，是很难实施的。

       在道义伦理上，西方学者的观点有三条原则：对个体生命的处置，一个是保护生命的原则，意味着不论何时，生命总是第一位的，个人无法处置；一个是解除痛苦的原则，在此原则下，如果生命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可以选择放弃；还有一个，是自主的原则，强调个人意识，个人选择的自由，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对生命权“任性”一下。
　　毫无疑问，在伦理上，特别是结合个案，确是有实足的理由来推行安乐死制度。当个体面临身体的灾难，继续承受这份无医疗意义的痛苦，是残忍的，不仅于病人，更是对其家人、朋友。不少网友认为，应该给以安乐死以法律上的地位，从而让痛苦的人安详的死去。支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在少数。

       父母想结束儿子的痛苦，申请安乐死，动机纯粹，却未能收获温情结局，令人喟叹之余，折射了现实医疗制度和临终关怀方面的局限或不足。安乐死难以落地的现实，凸显了当前医疗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局限性。
       类似这样的情与法的冲突事例由来已久。2007年，美国一对夫妇的幼女患有先天性脑疾，为避免她长大后面临更多生理上的麻烦，这对可怜的父母只好“适时地冻结”了他们的女儿，使她成为不再成长的“枕头天使”，但他们的做法引起巨大争议。当初为小女孩实施手术的医院更触犯了华盛顿州的法律，事件一直到现在还被学界当作经典案例来讨论。
       我国古人早在数千年前，已经明白司法和人情的直接关系。敦煌出土的唐代初年的判词中已有“论法法不可容，论情情实难恕”的惯用语。而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揆之法意、揆之人情”、“于法意人情”、“揆之条法、酌之人情”之类的词句不胜枚举。由此可见，情与法的矛盾，历史悠久，一直难以调和。

       虽然古往今来无数案例证明法与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现实中，情与法之间不仅仅只有冲突，也相互交融。许多司法原则就体现出了法中有情，比如，亲亲相隐，对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的，法律不加制裁或减轻处罚，这个原则就体现出了法律对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亲情的尊重和理解。而且，在执法过程中，法律也并非冰冷，哪怕罪大恶极的犯人，也保障和尊重其基本的权利，给予必要的人性关怀。从这个角度上说，法中有情，法能容情。

       这则父母含泪请求医生为儿子实施“安乐死”的案例曝光后，社会反响激烈，不少人认为“未能灵活执行”的法律条款，把僵化、死板的帽子扣在法律法规身上。但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的出炉并非儿戏，其颁布程序极其严格，且多建立在实践、试点基础之上。安乐死从1994年开始至今，基本上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交“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但至今仍迟迟未予立法，原因很简单：在医保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因无钱医治而不得不放弃治疗而等死的现象不在少数，一旦法律允许安乐死，负面效果不堪设想。因此，也有不少人提出，我国是法治国家，法律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准则，司法公正是第一要义。我们应该维护“代表着多数人利益”的司法准则，让其根植于公民的内心，情让路于法。
       问题是，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需要有一颗柔软的心来调和情与法。患儿父母的心酸之举，不仅仅是法律的问题，更是对现实的追问。比起安乐死，完善法外救助更应引社会重视。天下没有想置孩子于死地的父母，重视他们的现实需求，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才能为解决法理与伦理的冲突提供一条善治出路。

       总之，法理并非天然冷血或无情，只是其修改或调整确实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成熟的条件。当穷尽所有手段都无法排除疾病痛苦的时候，“生命的尊严”和“生命的权利”的情法死结终究还得用合适的方法打开。在现有的条件下，法律的口子无法打开，但是法律之外的救助和救济途径必须跟上，要通过完善医疗救助体系，让“病有所医”不再难，杜绝无钱治病使得患者自动放弃治疗，这种情况下所带来的消极安乐死，比刑法所禁止的积极安乐死，更应引起社会的重视，社会的痛还得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承受、共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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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Mike剑影老师 对本博的精彩点评：
    这篇博文很好地阐述了法律和人权的关系，以及它们中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安乐死”的提法由来已久，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允许。这就体现了人权的尊严，应当毫不犹豫地指出，法律本身就应当维护人性的尊严。人的生命应当像私有财产一样属于个人。虽然我们的法律健全尚有许多困难，“以人为本”确实始终强调的，延长病人家属的痛苦着有悖于维护人的尊严，对他们来说，是痛苦之上的痛苦。所以，法律不光是针对犯罪行为的，更应当保护人的尊严以及健全社会的医疗体制，使医疗体制更好地为人的生命和尊严服务。
    由于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多少年的医学界、法学界争论不休，依本人看来，区别对待各种情况的发生，可以提交鉴定委员会裁定，像这种延长病人痛苦和病人家属痛不欲生的个例，实在是对人的尊严的法定化的裁定，其中首先突出的病人的无奈，行将至死之人，不能为自己作出决定，而是因为法律，生命的意义被贬低了。一个国家制度是否先进，首先要看它的法律是否先进。
    博主说的好，法律的实施需要成熟的条件，多少年来，我国的法制是进步了，那只是一些较高层次人士的见解，更多的无奈是一些民众对法治的不理解或者无知，但是法制不会止步不前的，更不是一些投机取巧，为了自己利益而不择手段损害它人的行为而对法律评头论足，达到自己的私欲，而使人性的尊严模糊化
    这篇博文很有意义，对我们来说，要想取得现代化的突飞猛进，首先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不搞一刀切，它的后果是使更多的频临死亡的人在没有尊严的情况下离去。
    我想，每一个在死亡之前的人都希望得到足够的尊重，“遗嘱”的产生就源于此，那么为什么不能将这个问题作为人的意愿之一来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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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法相悖
父母难定夺
就是医好儿
也没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