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吕叔湘先生的四个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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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吕叔湘先生的四个弟子
石毓智
(2023 年 4 月 2 日星期日)
吕叔湘先生是一代宗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前辈学者。我从大学高年级开始,就以手抄吕先生的论著来学习汉语言学。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还有幸亲自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然而,吕先生让我受益最大的是,在他培养的弟子里,有两个是我的研究生导师,还有两个一直关心着、帮助着我的学术成长。
1988 年的暑假,我拿着黄国营老师的手书,到北京拜见吕叔湘先生。黄老师是吕先生的开门弟子,算是吕先生的“徒子”,我就是吕先生的“徒孙”,因这层关系我才有机会目睹一代宗师的风采,聆听这位学术泰斗的教诲。
我一下火车,就辗转找到吕先生在建国门一带的家,与吕先生谈了两个多小时。
吕先生对我说了两点,让我受益至今:一是要加强英语学习,可自己及时直接吸
学术研究是接力赛,每一代人都要跑好自己这一棒。我跟吕先生只是一个简短的谈话,让我出道以来直接受益的还是吕先生培养的四个弟子:李崇兴、黄国营、江蓝生和沈家煊这四位老师,他们都是吕先生文革后招的最早一批研究生。
李崇兴老师。1986 年,我到华中科技大学读硕士,研究方向是汉语语法史,李老师与严学宭先生是我的指导导师。李老师给我们上汉语语法史课,他的睿智、谦和、认真、关爱学生让我受益至今。研究生一报道,李老师就安排我到西南师大的古汉语培训班学习了半年,听了当时国内外最知名的一批学者的课。1996 年,我在美国读书落难,李讷老师伸出援手,让我参加他的“汉语句法形态发展史”课题。我之所以能很快上手,且坚持到今天,与这段跟李崇兴老师的学习训练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我读研究生的第二年,黄国营老师获得指导硕士生的资格,李崇兴老师知道我的学习兴趣是在现代汉语语法,就把我推荐给黄老师读现代汉语方向的研究生。李老师这种行为,是罕有人能够做到的一种胸怀,改变了我的学术人生。所以我在剑桥书的前言里,特别表达了我对李崇兴的感激之情。
黄国营老师。1987 年,黄老师开始可以招收硕士研究生(那时现代汉语硕士研究生全国加起来就 20 来个人)。经李崇兴老师推荐,黄老师决定先与我当面谈话一次
(就是现在所说的“面试”)再决定,就把我叫到他家里。黄老师对我说的一句话,至 今记忆犹新:“做学问就要做大学问。”这也许是吕叔湘先生的门风吧,如果说我的研 究有些“大的味道”,就是从黄老师的教育那里来的,就是承继了吕先生的研究风格。 黄老师从来不强制我做什么课题,总是因势利导,把我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我硕士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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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路过北京,黄老师都要安排我到清华讲座交流。黄老师总是那么喜欢我,那么关爱我,几十年来都是如此。
江蓝生老师。1988 年,我到北京槐树岭参加现代汉语研讨班。李崇兴老师让我给他的老同学江老师带一个小包裹,估计是武汉的土特产什么的。我背着一个麻袋形状的旅行袋,辗转来到社科院语言所,把东西转交给了江老师。没想到江老师从那一次就记住了我的名字,这让我很是感动,因为我就是乡下来的一个穷孩子罢了。所以后来,海内外学界我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遭到全方位的封杀围堵,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海内外学界流传“石毓智的论著有毒”,然而江老师一致对我很关爱,经常引用我的论著,从未改变对我这个“来自乡下的孩子”的印象。当江老师听说有人到剑桥大学出版社阻挠我的书出版时,她安慰我道:“有李讷老师的澄清,不用太担心”。当得知我的书历经磨难最后终于出版了,江老师说道:“毓智,真为你感到高兴!”在那个从海外到海内,一伙人想在学术上让我窒息而死的年代里,江老师的信任给我很大的鼓励。
沈家煊老师。我跟沈老师的学术理念最接近,研究思路也最相似。我于 1993 年到 UC San Diego,师从 Ronald Langacker 读认知语言学,沈老师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其中 提到:“认知语言学对汉语研究很有帮助,希望你能认真学习,取到真经,带回汉语学 界。”2020 年,当得知我的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rammar 将在剑桥大学出版时,沈 先生很高兴地对我说道:“这是咱们汉语学界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说明我们也可以做 出让国际学界感兴趣的研究。” 沈先生总是把整个学界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还跟我说: “要做好学术,就不能把个人名利看得太重。”(注:沈老师是1979年以赵世开名义招进的研究生,但是他的硕士论文的写作和关键课都是吕先生指导的,所以实质上也是吕先生培养的研究生。)
上述四位老师,他们从不同领域把吕先生开辟的事业发扬光大。我受益的不仅仅
对吕叔湘先生,我则只能做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