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梅祖麟面对面

石毓智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我在美国读书期间，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为什么我的运气会这么差呢？刚从陈渊泉设的死亡局里逃生，又陷入梅祖麟这伙人的追杀。

    一个纯粹的学术观点，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江湖斗。一个年轻学人说出自己亲眼看到的历史事实，却遭到了梅祖麟一伙的疯狂追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人矛盾，而实际上则是学术思想方法论上的新旧之争。

    当得知陈忠敏的文章被梅祖麟剽窃时，我问陈忠敏是否可以把这事公布出去。陈忠敏犹豫了，说他们太强大了，我们斗不过他们。我当时这样想，既然受害者能忍，我何必要替人打抱不平呢？可是，紧接着我又发现梅祖麟系列文章是抄袭自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这让我回想起此前梅祖麟是如何诬陷封堵我的，这才有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决绝之心。要知道事情的原委，这事还得从1997年在加州一座高山上的小型国际学术会议说起。

 

        1997年的11月，时任加州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李讷教授组织了一个小型学术会议，这是他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的一部分，会议的主旨是汉语历史句法形态学，邀请了世界各地的20多位学者，有马悦然、高岛谦一、贝罗贝、梅祖麟、孙朝奋、陶红印、张伯江、曹广顺、遇笑容、Hilary Chapell等。

        会议的地点是UCLA会议中心，建在洛杉矶西边三四十英里的一座高山上，也是著名的度假胜地。山上是个盆地，有50平方公里，高山上有一个大湖，名叫Arrowhead Lake，为同名矿泉水品牌的取水地。湖水来自周边山脉的溪流，澄澈明净，湖水因深而呈宝蓝色。湖边水草丰茂，林木葱郁。四周都是崇山峻岭，漫山遍野都是高大的红杉树。

        箭湖山的海拔有1,500多米，山下绿树成荫，花草丰茂，一片夏季风光，而山上则是林海雪原，地面积雪有两三尺深，完全是一派冬季景象。会议中心都是一栋一栋随山势高低而建的瑞士风格的小别墅，每个与会者都是单独住一栋别墅。外边则是冰天雪地，冻得直发抖，而屋子里都烧着松木壁炉，觉得特别温暖。一天三餐都是欧洲风味的食物，还有各种啤酒和种类繁多的洋酒。与会者的所有的费用都是李讷老师的课题经费支付的。这是我终生最难忘的一次学术会议，那美景、美食和豪华的住宿让我迄今记忆犹新，此后我也参加过很多学术的会议，但都没有超过这次的规格待遇。          

        第一天晚上，我兴奋得睡不好觉，一大早就起床，站在半山腰别墅的门口远眺，只见到处白雪皑皑，林木苍苍，湖面冰封，寒风习习。突然看见几只狼在雪地上奔跑，不知在追逐捕杀什么小动物。这是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狼群，也就是从这个地方里开始，我学术人生遭遇了群狼长期撕咬追杀。

       

        那时是我在斯坦福读书的第四个学期，已经修读了Elizabeth Traugott的Grammaticalization课，作业写的是关于判断词“是”的语法化过程，期末Elizabeth不仅给了我成绩“A”，还鼓励我修改后投给学术期刊正式发表。而且，我在李讷老师的“汉语历史句法形态发展史”课题里也做了快两年了，已经完成几篇文章，有的已经发表，有的已被接受发表。此时，我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渐渐摸出点儿了门道。

        这次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汉语史上结构助词的兴替：论“的”的语法化历程》，本项研究是与李老师合作的，这是汉语语法史上最富有挑战的重大问题。我早就知道梅祖麟要来参加这次会议，所以想要珍惜这次机会好好向他请教请教。在我那时的心目中，梅祖麟是跟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一个级别的大家，外加他是来自美国名校，必然深谙国际最新语言学理论，所以那时我向梅祖麟请教的愿望更加迫切。

        会议开始的当天上午，我是第二个发言。李老师把我的报告安排在前面，也是想多听听各路豪杰对我们研究的意见，然后改进我们的研究。我的报告中先有一个简单的文献综述，评述了几个代表性观点的得失：

一、吕淑湘认为结构助词“的”来自“者”。

二、王力认为“的”来自“之”。

三、梅祖麟则附和上面两位先生，认为“的”既来自“者”，又来自“之”。

        首先，我一一简单评说了各家的得失，指出他们论证上的缺陷。当提到梅祖麟的观点时，我坦率指出他的看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6期上，当时会议的有关的文献综述如下：

 

        结构助词的演变问题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下面我们简单看一下几种有代表性的分析。

    （一）“底”源于“者”说。吕叔湘（1943 年）提出，语中和语尾的“底”都是来自“者”。理由主要为，“者”后来不仅发展出可以紧跟名词之后表领有的用法，如“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史记·陈丞相世家》），而且也兼有“之”的连接修饰语和名词中心语的用法，如“麦地占他家，竹园皆我者”（寒山子诗）。可是王力（1958 年）认为，吕的解释无论从音韵关系上，还是从语法功能上，都有困难 。

   （二）“底”源于“之”说。王力（1958 年） 从音韵上说明，“底” 是从“之”变来的。 “之”的上古音是，后来在文言中的演变成→t→ti→t；在白话里的演变应该是→ti→ti。这样就造成一对骈词（doublet），“之”与“底”并存。“之”在文言和白话里的两种语音形式，各自发展出不同的语法。

   （三）梅祖麟（1988 年）从语法功能方面进一步发展了王力的观点。梅的主要论据为，由于受汉代“名＋数＋量”格式变为“数＋量＋名”的影响，先秦的“S＋V＋O 者”就变成“VO 者＋S”（如“定殷者将吏”）。此后又出现了“V 者 O”、“N 者 O”两种格式。在这三种格式中，“之”和“者”的功能相等。由此，“之”在白话里变为“底”后，受“者”的语末语法的沾染，“底”字也逐渐能用在语末。梅实际上是综合了王和吕两家的观点。

    我们认为，上述分析至少会遇到以下三个问题。首先，根据李讷、石毓智（1998年）的考察，“名＋数＋量”向“数＋量＋名”的语序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始于汉魏，直到唐代的变文中旧格式仍占优势，甚至到《朱子语类》时旧格式仍占一定的比例，新格式完全取代旧格式是元明之际的事。但是，结构助词“底”已常见于唐末五代的文献中，“VO 者＋S”的语序已见于汉代，由此说，“S＋VO 者”变成“VO 者＋S”是受数量结构语序变化的影响，从发展顺序上就说不通。其次，根据我们对《祖堂集》和《朱子语类》的调查，所谓先秦的“S ＋ VO 者”仍可见到，然而“VO 者＋S”则没有发现一例。前者的例子如：

      （1）有人问话者出来。（祖堂集·福先招庆和尚）

   （2）朋友乍见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来此，先看熹所解书也。”（朱子语类·总训门人）

   （3）学者轻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同上）

由此可见，汉语史上可能就根本不存在梅所说的语序变化。最后，“VO者＋S”结构的用例极为罕见，根据我们对中古时期与口语比较切近的《世说新语》、《祖堂集》、《朱子语类》等的调查，不见一例。很难理解这种仅限于个别文献的偶见用法，具有能使“之”和“者”混同起来的力量，然后由来自“之”的“底”来取代“者”的用法。总之，说“底”来自“之”的理由很难令人信服。

 

          此文中，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假说，提出结构助词“的（底）”是来自于唐代的指示代词“底”的语法化，跟先秦的“之”“者”没有血缘关系，并从以下四个方面详细加以论证。

（一）汉语历史出现的几个结构助词“之”“者”“的”等，原来都是指示代词，可见指示代词是结构助词常见的语法化词汇来源。

（二）现代汉语的指示代词“这”“那”也兼有结构助词的功能，比如“他知道我这病”中“这”表领属，“墙上贴那三好学生话”中“那”做从句定语标记。

（三）广大南方方言的结构助词“个”是先由量词变成指示代词，再从指示代词变成结构助词（详细论证见石毓智 2000在《方言》上发表文章）

（四）其他语言的类似汉语结构助词的语法标记也是从指代词发展过来的，比如英语的定语从句标记“that”就是如此。

        我们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设，说明结构助词“底（的）”语法化的动因是，因为量词在唐宋时期的迅速发展，改变了汉语名词短语的结构，量词前的定语只能是数词。量词系统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类推力量，使得汉语语法需要一个引入非数词定语的语法标记，此时指代词“底”应运而生，语法化为结构助词，其功能是连接非数词定语给中心语。一个典型例证是，迄今一些方言仍没有固定的结构助词，就干脆用与名词相配的量词来表达结构助词“的”的功能，如广东开平方言的“我本书”意思是“我的书”（余霭芹 1995）。

 

        我们的分析证据充足，不仅可以解释汉语史的情况，还可以用来解释普通话和方言的有关现象，而且还有语言类型学的证据。所以，我当时很自信：梅祖麟先生一定会大加赞扬，从此以后与梅先生结下深厚友谊，可以经常向他请益，如同我跟朱德熙先生的关系那样。

        可是事情完全朝我预期的相反极端发展。

        我的报告话音刚落，梅祖麟噌地站起来，显得异常激动，连珠炮地发问了五个问题，试图把我问懵住。可是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有条有理，对答如流。梅祖麟见没有难住吓住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就又追问了一个与报告不相干的问题：

         “你说结构助词‘之’来自其指示代词，那么它的指示代词用法又从何来？”这是关于指示代词从何而来的问题了。

          “‘之’的最早用法是动词‘去’，所以有了空间上‘远’的意思，其远指代词用法就是从这种动词意义逐渐发展出来的。”恰好此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尽管词典和语言学专著都没有现成的解释。我的观点虽然不算成熟，但是因为事先想过，所以回答起来干脆利索。

        此时我看见站在一旁的梅祖麟嘴唇略略发抖。可是越回答越来劲儿的我反问了梅祖麟一个问题：

        “你说结构助词‘的’来自结构助词‘之’，那么结构助词‘之’又是从何而来的？”

        梅祖麟听到这个问题，脸色顿时发紫，颓然坐到椅子上，再也不说话了。

        我这个反问可能是给我找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此时此刻，梅祖麟深深地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跟他的分歧不仅仅是关于结构助词起源的问题，而是整个研究汉语史的思想方法上的对立。如果任我发展下去，那么他将有被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将失去在汉语学界的荣光，他代表世界最先进语言学理论的形象将崩塌。也许此时此刻，他认定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学术竞争，要想保持自己昔日的荣光，必须灭了这个年轻人，扼杀掉我们这种研究理念。

        当时的氛围很紧张，别人都保持沉默，只有当时还在澳大利亚工作的Hilary Chappell发表了一通言论，称赞我的观点如何有道理。现场没人支持梅祖麟的观点，却有站起来支持我的观点。这可能是梅祖麟出道以来奇耻大辱，所以他恼羞成怒。

        中间茶歇时，我知道自己惹恼了梅祖麟，所以躲着他走。可是，梅祖麟主动找到我，对我说：“你跟着不地道的人做研究，所以你的研究也很不地道！”

        我来个去！到底咱俩谁的研究不地道？你梅祖麟那些明显与历史事实矛盾的观点，靠霸蛮吓唬年轻人就完事了？我当时差点儿脱口而出。

        梅祖麟所说的“不地道的人”是指李讷老师，他的话指的是我跟李讷老师做课题这件事。梅祖麟总是觉得自己就是个“爷”，别人孝敬他都是理所当然的，他参加谁主办的会议，就是他给谁面子。李讷老师请梅祖麟来开会，给他好吃好住好玩，他不仅没有常人的感谢之情，反而对着我这个李老师的弟子对李老师如此不敬，也不担心李老师知道他的刻薄评价。梅祖麟的人品由此可见一斑，我对他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由敬重转向鄙视。

        

        这次会议之后，梅祖麟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此前几个月，我和李讷老师合写的《汉语比较句的演变动因》投给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集刊》。这次会议之前，我在圣巴巴拉碰见了贝罗贝，他说：“你们的文章是我审阅的，写得很好，我支持发表。”

        会后不久，我就接到台湾中研院转来的梅祖麟的审阅意见：“此文毫无价值，文章是东拼西凑抄别人的论著的。”

        指责我们抄袭，这是我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审阅意见，十分震惊。文章的例子都是我一张卡片一张卡片从原历史文献抄下来的，观点是我和李讷老师反复讨论出来的，引述其他学者的观点我们都详细注明出处，怎么会有这样恶毒人身攻击的评语呢？

         我咽不下这口气，就给编辑部去函道：“不发表我们的文章，我们没话可说。但是指责我们的文章是抄袭别人的，请审阅者提出证据，否则我们要求编辑部重审。”

        又过去了半年多，编辑部转来了张洪年的审阅意见，认为我们的文章很有价值，建议发表。但是，编辑部最后的决议是，他们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割爱。国际汉语学界的江湖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大佬反对，不管你的文章质量再好，也没有人敢给你发表。还好，史语所又请专家审阅，起码还我们一个清白，也打了梅祖麟的脸。梅信口开河，肆意攻击别人，却在我们文章审阅这件事上碰了一个钉子。   

         当时我非常纳闷，梅祖麟要杀掉一篇让他审阅的文章，只用简单说“此文质量不够”就足以毙了它，他为何捏造作者“抄袭”的理由来无端加害别人呢？我后来终于明白了，这一方面说明他对我的恨之深，不给我们泼一盆脏水不足以发泄他的仇恨；另一方面则是他一直都是这样写文章的，是以自己的经验来揣度别人也是这么写文章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他抄袭陈忠敏和太田辰夫的事实后没有替梅祖麟保密的直接原因。  

 

        我在国内读书时，先后拜访过吕淑湘、朱德熙等先生，他们是真正热爱学术的大学者，不仅以发展学术为己任，而且也乐见后生有出息。他们虚怀若谷，能够接受年轻人的批评，鼓励年轻人发表不同意见。然而海外这帮像梅祖麟、陈渊泉等华裔学者，谁伤了他们的尊严就害谁，谁威胁到了他们的名利就灭了谁。西方讲究个人主义，没有监督，缺乏群众舆论的压力，这样也使得这些人天生的邪恶缺乏约束，肆无忌惮地发泄。

        除了在刊物、会议、职位等排斥我外，还到处呼喊这样的口号：“石毓智的东西是不能看的。”2001年，余霭芹的华盛顿大学举办了一次会议，一个发言者提出“石毓智是持如何如何的观点”，立刻被来自台湾中研院的魏培泉打断：“石毓智的东西能看吗？”他们不是采用学术上的辩论，也不是不理睬你，而是说“石毓智的东西是有毒的，要远离石毓智的东西”。这些人不认识汉字吗？就拿结构助词“的”的起源问题来说，梅祖麟是怎么说的，我是怎么说的，只要稍微有一点儿学术判断力者，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吗？我跟魏培泉没打过任何交道，更没有任何学术争论，他对我哪来的这么大的仇恨呢？道听途说就至于这样吗？魏培泉也是搞汉语语法史的，不少人都像魏培泉一样，条件反射地视我为威胁。   

        这帮人的口号“石毓智的东西绝对不能看”，反映在他们编的书或者控制的刊物中，不允许有作者引用我的论著。刘丹青当《中国语文》主编时，有个作者告诉我，他的文章被拒了，而且审阅意见中还特别指出“建议今后别看石毓智的东西”。在这种氛围下，很多年轻人为了求生存发文章，为了写文章不得不看我的论著，又为了发文章不能在参考文献中提我的名字，结果在学界造成大量的“被动剽窃”我的论著的事情。这伙人对我一方面是封杀、污名化，一方面恐吓他人特别是年轻人不能看我的东西，另一方面则自己或者带着学生系列地剽窃我的论著。

        梅祖麟虽然在康奈尔教书，但是他却与西方语言学格格不入。他不知道西方的语言学，没有在正规的英文语言学和出版社发表过任何作品，一辈子没有写过一本系统学术专著，只出版过两本论文集。他的语言学知识是从国内和日本学者那里得来的，喜欢在国内学者面前装腔作势耍大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治学方法，王力、吕叔湘、太田辰夫等这一代人，筚路蓝缕，创立了汉语历史句法学。然而，他们没有演化观，没有接触过语法化的思想，所以分析问题常用的方法就是“找爷爷”，看到一个现代的语法标记，就习惯性地去找古代的祖先。似乎汉语中天然就有这些语法标记，忽略了它们可能来自实词的语法化。我们不能苛求这一代学者，更不能忽略他们的贡献，我们今天的研究是在老一代学者工作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然而，梅祖麟是吃汉语历史语法这碗饭的，狂妄地否定王力先生的研究，其实他完全不知道国际历史语言方法理论的新发展，不知道语法化的研究成果。

        梅祖麟这伙人还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太迷信权术和地位，而忽略了学术本身的力量。在我2002年揭发他连续剽窃太田辰夫的论著后，梅祖麟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哥们，对我实行全方位的封杀打压。他没有在真正英文世界发表的能力，继续在社科院语言所几个刊物上发表头版头条的文章。梅祖麟对语言是什么，可能出现什么发展，不可能出现什么发展，茫然无所知，发表的东西多是一些比巫术还要荒诞的玩意儿。梅祖麟在西方英文语言学界的影响力是“0”，全部发表都是在中文世界，他不仅没有被任何人打压，而且还利用自己的江湖地位人为抬高了自己。然而，尽管如此，根据《中国知网》，梅祖麟的学术影响力只有我的1/10不到。实际差距还要大，如果考虑我被这些刊物封杀围堵的因素。梅祖麟这帮人头上的光环比谁都亮，比谁都大，从刊物到会议，他们走到哪里就被追捧到哪里，但凡他们的学术观点稍微靠一点儿谱，就不会跟我有这么大的差距。    

 

        归根结底，我跟这个学术帮派20多年的博弈，本质是学术竞争。所以，我的策略是，把他们当作反动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优秀的成果是最有力的回击。   

        这个学术帮派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对学术没有丝毫敬畏之心。然而学术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任何人是无法阻挡的；学术的力量是强大无比的，任何阴谋权术都是蚍蜉撼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