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讷教授救了我一命（二）

         美国是个“守法”的社会。好人依照法律做了好事，大家都觉得自然；坏人利用法律做了坏事，大家也都无奈。所以，陈渊泉利用语言学系制定的制度，毁掉一个个不选他做导师的中国留学生，也没有一个教授为这些学生站出来伸张正义的。那时我才明白，美国这个以“自由”自居的社会，也为坏人做坏事提供了巨大的自由。

        我向陈渊泉提出两个请求，一是可否授予硕士学位，二是可否延期几个月，都被陈决断否决。首先，我自然想到我的导师Ronald Langacker教授。我带着临产的妻子到他家里陈情，寻求他的帮助。Ronald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拒绝按照陈渊泉的建议修改论文？”这时我才明白陈渊泉是如何在系里教授会议上陷害我的。Adele Goldberg也私下里告诉我，陈渊泉如何在系务会议上诬陷我的。

        回到家里以后，我就把前后与陈渊泉的电邮和论文的修改情况等材料都送给了Ronald。他那时只是系里一个普通教授，读了我提供的材料后，立即向全系的教授发了一封电邮，建议为我的事情加急开一次教授会议。此时离放暑假只有两天的时间，如果再晚系里的老师都走了，什么回旋余地都没有了。最后系里的会议形成两个决议：一是决定授予我硕士学位，二是给我半年的宽限日期。这让我起死回生，从陈渊泉给我设的“死亡局”里走了出来。女儿晶晶在那一年的7月18日出生，离陈渊泉下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如此以来，我们就有一个暂时稳定的环境，免遭更大悲剧的发生。

        我到Ronald的办公室里表示感谢。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知道我的立场，我是希望你留下继续完成学业的。然而，你的经济又如此困难，这里又无法给你提供经济资助，你利用下面这几个月的时间，申请到其他院校继续读书。加上此事深深得罪了陈渊泉，他又是系主任，这里的环境也不适合你读书啦。”

        坦率地说，我那时也并不是Ronald的理想学生，所以在陈渊泉加害于我时，他开始扮演的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刚到美国，英语是我巨大的障碍，而且教育体系和文化观念上的巨大差异，需要时间来适应。使得情况更糟的是，我要当助教挣钱交高昂的学费，每个星期站在讲堂上教中文的时间是8个小时，教室分散在大学的各个地方，单程自行车就得二三十分钟，为了上一节课，常常半天不能做其他事情，每天都累得精疲力尽，根本无法专心面对学业上的各种挑战。尽管如此，我还是尽力读好书，除了上课外，每个星期都主动与Ronald约定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讨论学术问题。这是我第一次与西方学者长时间系统地面对面的讨论，让我受益匪浅。这是我到异国他乡读书必须交的一笔学费，对后来在其他大学读书成功很有帮助。   

        往届的同学告诉我说，陈渊泉最恨两种人，一种是不选他为导师的中国留学生，一种是家里生小孩的学生。陈渊泉那时有一位来自国内的女博士，她的大孩子出生前的一个学期曾向陈渊泉求情，说孩子出生后家里花费大，可否给她的科研助理的工资涨一些。结果，这位女生的工资是不增反减。我后来也在想，也许是有人告诉陈渊泉我们家里要生小孩，所以陈渊泉才决定对我下手的。

        如果你人生没有遇到过陈渊泉这种人，算是你人生的幸运；如果你不相信陈渊泉这种人的存在，就是你人生的幼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