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   2010年10月19日 星期二

晶报记者 焦守林 通讯员 赵雅茹

  150年前，被誉为“万园之园”的中国皇家园林圆明园毁于英法联军之手。

  150年来，圆明园的残垣断壁是中国人永远的悲痛和耻辱，同时也是激励中华儿女奋发的塔标。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圆明园。昨日，圆明园西洋楼“谐奇趣”遗址上演了一场“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中法学者深度访谈”活动。中国历史学家汪荣祖与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就圆明园的被毁以及历史镜鉴进行了深度对话。该活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圆明园管理处共同举办。

  命中注定的聚会

  昨天，参加对话活动的两位访谈嘉宾是中法两国的圆明园研究专家，汪荣祖的《追寻失落的圆明园》（A Paradise Lost: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英语撰写的全面研究圆明园的历史巨著，被全美研究图书馆权威期刊《选择》（Choice）评选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List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s）。为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该书的英汉双语对照版。伯纳·布立赛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从一个法国学者的角度全面正视和反思这一事件的著作。

  “2005年，我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有趣的是，书后有大量的参考书目，其中有法文的，有英文的，很妙的巧合是，英文书目的第一本就是汪荣祖先生的书。今天能和汪先生坐在一起，既觉得是一个偶然，又觉得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事情。”布立赛说。

  两位的书都得到很多好评，汪先生的这本书是从清史的角度收集资料写的，布立赛先生主要是参考了英文和法文的资料。两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纵论人类文明的伟大遗迹，他们的对谈不但以全球视野和中西维度审视那段苦难历史，提醒中国人不忘屈辱过去，奋发以图强，更向世界表达了铭记过去、珍视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珍视和平与发展的理想。

  访谈活动结束后，外研社总编辑蔡剑峰向圆明园管理处赠送了《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英汉双语版）图书。该书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圆明园建筑的外观与内涵、兴衰全过程及其作为五位清帝居处时园中各方面的人文活动，既从宏观上呈现圆明园布局、扩建、焚毁、修复的漫长变迁，亦于细节处勾勒园林建筑、生活起居与日常运作的点滴，回溯“万园之园”曾经的苦难与辉煌，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人对于那段屈辱历史的研究与反思。

  国外写书只搞“个体户”

  虽然都写了圆明园的书，昨天的碰面确是两位第一次碰面，而且是在圆明园这个地方，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比如，结合英法中三个国家的历史史料，把从不同角度搜集到的细节合成一个完整的篇章，共同来创作从不同角度看圆明园罹难史的著作？

  对此，汪荣祖说，在国外，大家写书都是“单干户”或者“个体户”，在国内要推动清史的团队研究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像我这本书，除了用了清代的档案之外，也用了很多最近国内各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用了英文资料，法文资料用得比较少，可是布立赛先生的书大概将所有法文的资料都用了。所以这些资料都在，我想任何对圆明园有兴趣的人，基本的资料都已经有了，我想也不需要大家组织起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汪荣祖说。

  对于圆明园，两位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呢？布立赛说， 首先，汪先生的书有很多插图，让读者看起来十分有现场感；而我的书法文版仅是文字作品，是中文版才配了插图。其次，汪先生的著作用了很多中文材料，而我的著作主要用的是法文和英文的材料。我实际上找到了很多英文和法文、特别是法文的一手材料，主要就是当时的军人、外交家和医生所写的日记和回忆录，包括40份左右的法文回忆录，30份左右的英文回忆录。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材料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被学者看到并应用。“大家可能很难设想，当一个历史学家看到大量第一手的、类似于处女地一样的材料，是一种怎样的欣喜，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是一个多么大的荣耀。”布立赛说。

  “我动念写这本书是十年前，七年前写了出来，但我很难设想如果是20年前想写这本书，是否能写出来。”布拉塞说，因为20年前因特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事实上就是因为网络技术的进步，该书所用的大量的英文和法文的书都是从网上得到的。

  可以宽恕，不能遗忘

  圆明园罹劫对150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包括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之间有怎样的影响？

  汪荣祖：我想这个影响是很大的。1860年，圆明园被毁，第二年就是自强运动的开始，而且自强运动是恭亲王首先提出的，恭亲王就是当时和英法和谈、签署《北京条约》的，所以他感同身受，觉得中国一定要变。因此在这之后，就有同文馆、总理衙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变化，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这个事件是很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火烧圆明园给中国人的影响就是看到西方野蛮的一面，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的价值观一直抱一种保留、存疑的态度，甚至有一点害怕。中国对于西方在很多方面是没办法接受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遭遇到很多挫折，这个挫折使得中国的进程越来越激烈，就好像病人吃药，药的劲道不足，要更猛的药。

  布立赛：我完全同意汪先生的意见。引用两句英国的谚语：“我们可以宽恕，但是不能遗忘。”“绝不能再这样下去。”

  聚在一起纪念就很有勇气

  在圆明园罹难150周年这样一个日子，我们最应该铭记的是什么？

  汪荣祖：我觉得圆明园本身就是一个文明，可是这个这么辉煌的文明一下子就失落了，我觉得这个历史记忆是非常震撼的，是值得一直保存、持续下去的一种记忆。同时，这种记忆不仅是中国人的，像西方也是。西方有一本小说叫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逝》，又译《飘》），就是感叹美国内战之后南方文明的消逝，这种感受是深入人心的。所以我们现在说到圆明园的意义，就是这种历史记忆方面的意义。

  布立赛：圆明园罹难150年后的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来纪念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我们不能够忘记什么。我尤其想指出的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包括在场的所有嘉宾，我觉得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勇气的。因为在法国，我们更希望纪念非常光荣的事件，那些对我们来讲完全是正面的事件，我们很少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一页沉痛的历史。

  汪荣祖：

  原籍徽州，生于上海，长于台湾，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现任台湾“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研究院”咨询总会委员、纽约Peter Lang出版社“中国近代史丛书”主编、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著有英汉双语版《追寻失落的圆明园》（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史家陈寅恪传》等专书十余。

  伯纳·布立赛：

  伯纳·布立赛（Bernard·Brizay），1941年8月生于法国鲁昂，历史学家兼法国《费加罗报》、《巴黎人报》资深记者，已撰著出版数部关于历史、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专著。2003年11月《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法文版问世；2005年8月31日，该书中文版在北京首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