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不是采访二战唯一的中国记者

适逢萧乾先生逝世100周年之际，很多媒体刊发纪念文章以示缅怀。但是，笔者发现不少作者在文中称萧乾先生是“中国唯一采访过二战欧洲战场的战地记者”，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为什么说，萧乾先生不是唯一采访过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根据有三：一是本人因工作关系有幸结识先生，并力所能及地帮先生做过一些事儿，在聆听先生多次谈及二战往事时，从未听他使用过“唯一”这个词儿；二是萧乾的夫人、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明确说“萧乾绝不是唯一的二战在西欧战场的中国记者，不过他是最早去的，经历的是全过程”；三是新闻史料证明，二战时期有不少中国新闻记者活跃在欧洲，并向国内发回了大量有关欧洲战场的新闻报道。

那么，采访过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战地记者有多少人？据我粗略统计，有如下9位。他们是：《大公报》记者萧乾，中国之声（又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陆铿，《中央日报》记者毛树清、乐恕人，《新民报》记者丁垂远，中央通讯社记者余捷元，中央通讯社巴黎分社记者徐兆镛，中央通讯社伦敦分社记者任玲逊，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胡济邦。还有专家认为，二战期间中共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当时也派了记者在欧洲战场采访。但姓甚名谁，有待进一步查考。

在上述战地记者中有两位记者值得提及：一位是胡济邦，她是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一位是毛树清，时任中国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联络官兼《中央日报》驻盟军总部随军记者。

胡济邦1935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苏联，参加了战时及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重要国际会议；采访过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张伯伦、丘吉尔、戴高乐、铁托等一大批世界政坛风云人物。这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女子，在莫斯科13年（1936——1949年），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写出了无数篇战地报道，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发表在国民政府情报司（即新闻司）英文版的《自由论坛》周刊和《中苏文化》杂志上。埃德加·斯诺曾评价她：“胡济邦女士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济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

毛树清(1917—1997)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任昆明《中央日报》总主笔。经陈布雷选定，毛树清出任中国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联络官兼《中央日报》驻盟军总部随军记者。毛树清在欧洲的不少报道是他随前卫师旅进兵时和随空军出击时在空中采写的，被国内读者争相阅读。他在欧洲战地采访三年，几乎跑遍了欧洲。1945年春，波兰、南斯拉夫解放，他赶到华沙并采访波兰首脑哥穆尔卡，并应邀参加贝尔格莱德群众大会及铁托阅兵典礼。他的报道为读者开辟了新的空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毛树清到台湾出任淡江大学教授，尔后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他晚年定居美国，曾于 1990年回国探亲。

综上所述，有关对萧乾先生“二战记者”的提法，应该是“采访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战地记者之一”或“二战欧洲战场上惟一的《大公报》记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萧乾作为采访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战地记者之一，他不仅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到战场一线采访，而且还对欧战全过程进行了报道。而在上述记者中，更多的人则是跟随盟军行动，或未曾经历出生入死的战争场面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