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的阅古楼，红墙、红瓦、红柱、红栏杆是它建筑的另一特色，红墙配黑门，红栏配灰色廊檐，既醒目又庄重。
清高宗弘历（乾隆）非常喜爱文学和书法，也喜欢题诗书法，他一生留下的题诗墨宝，在中国大地上，只要是他足迹所到之处，几乎无处不有。乾隆还特别喜欢收藏名家书法，在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他将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收藏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室（暖阁）里，他视这三部书法法帖为希世之宝，还特地将珍藏法帖的西室命名为“三希堂”。
第二年，即乾隆十二年，乾隆爷又令户部尚书梁诗正、军机大臣汪由敦、吏部侍郎蒋溥等人，让他们集思广益，从收录魏晋以来名人书法墨宝的《石渠宝笈》中，“择其优者，编次抚勒”，扩充“三希堂”书法收藏量。
于是这些大臣们从魏晋至明末的书法中，收集了135位大书法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楷、行、草书作品，总共340件；另外又增添新题跋书法200多件、印章1600多方，共计是9万多字，编辑成书法法帖32册。
这32册书法法帖堪称是魏晋至明朝书法中的最高书法艺术品，乾隆自是爱不释手。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艺术品能永久的保存于世、永久的流传于世，乾隆决定将它们临摹刻石成碑。无疑，这是一个极其英明正确的决定；这也是一个有眼光、有胆识、有魄力的君主所作的决定。乾隆将这个重任交给了和硕和亲王弘昼、和硕果亲王弘瞻、多罗慎郡王允禧。由皇室两位亲王、一位郡王亲自挂帅坐阵、主持总理这批书法刻石的各项事务，足以显示乾隆对这批书法的珍爱是何等的深厚，将对这批书法的重视摆在了何等的高度。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1），乾隆爷又亲自主持，在北海公园漪澜堂畔建了一座呈半月形的二层楼，专门用来陈列这批刻石书法；并将这座红墙、红瓦、红柱、红栏杆的新建楼房，命名为“阅古楼”。
阅古楼里收藏的石刻与其他各种碑林、各种馆藏石刻是很不相同的，这里的刻石都有严格的统一规格、统一的石材，每方刻石的石材均长0
. 95米、宽0 . 30米、厚0 .
10米；共计是495方刻石书法，它们规格整齐划一，排列在这红楼的白色粉墙上，不仅书法悦目，色泽也非常美观。
当时具体担任这批书法刻石的是宫内四位镌刻高手：宋璋、扣住、二格、焦林；负责对刻石写签校对的是二人：内阁学士董邦达、户部郎中戴临。
此后，清朝历代皇帝对“阅古楼”都非常重视，每朝都会对楼进行修缮，特别是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道光皇帝令内务府御书处将阅古楼里的《三希堂法帖》石刻，除了三寸、四寸以上字体较大的以外，其余一寸、二寸字体和印章共9万多字，全部重新剔刻了一遍，并在每一方石刻的周边加刻了一道精细的花纹。
现在阅古楼里我们看到每一方石刻上面都带有细细的花纹，原来这些纹饰并不是乾隆帝留下的，而是道光皇帝为先帝增光添彩而特意追刻的。
我仔细观赏阅览这一方方珍贵的书法艺术，看着看着，仿佛这些书法已不只是毫无生气的艺术品，而是书法者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他们在娓娓细述：多么荣幸，有这样一位不辞劳苦、不惜余力的皇帝，为子孙万代保存了一批优秀的古代书法艺术，为华夏大地保存了无价之宝、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永远的财富。
就是因为有无以计数的优秀先贤，他们的灵魂组成了渊源流长、浩浩荡荡的中华民族优秀古典书法之魂，他们的细述激撼了我的心，我与他们有了深深的共鸣：特别感恩这样努力治国的乾隆皇帝，特别感恩他开创了一个锦秀盛世，朝廷才能有这样富庶雄厚的财力、官员才能有这样雷厉风行的魄力，共同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壮举。
现在，这些白色粉墙上镶嵌了玻璃，每一方石刻书法都在玻璃框中得到了妥善的保护。我们的先贤们在当时历史条件那么有限的境况中，都想法设法将这些艺术瑰宝完美的保存下来了，留给我们如此珍贵、如此厚重的财富，我们更应该好好的珍惜，更应该好好的保护。
在离开阅古楼时，我发现从楼门洞里看外面的北海，纵然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截面，却是如此之美丽；因为是逆光，门洞是黑色的，外面却的天是蓝，水是蓝；云是白的，岸是白的；树是绿的，柳是绿的；它像极一幅画，一幅色彩如此素淡洁雅、形姿如此清新秀丽的水粉画。
灵光乍现，我仿佛看到了可敬的乾隆爷，就站在我所站的位置上，他笑容满面，正从门洞里欣慰的观赏着北海上这幅美得至极的水粉画面。
(2025-06-27 11: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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