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员，毕业时大都年龄在23—24岁左右，最小的也有22岁了。到了农场，不知不觉到了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大姑娘了，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但部队有规定：不准恋爱、结婚。所以，男女之间，没有发生过违反规定的事情。但青春对“爱”渴望，不时在胸中涌动。尤其是外界的影响，学员中有结发夫妻，或未婚夫妻前来探亲，不会不给那些尚无男友女友的大龄青年们，心中萌发出对爱情的渴望。
我们四排有一个女学员，叫苏桂兰。河南人，人长很壮实，圆脸大眼，双颊红扑扑的。早在进农场前，就与一位部队的排长结婚；到农场不久，妊娠反映厉害。她不得不向首长如实交代：自己结了婚，怀了孕。连首长立即打发她离开农场，找她的夫君。
又过了几个月，三排武汉市的女学员，与武汉某大学的教授拿了结婚证。教授年龄较大，认为妻子不再“再教育”，给有关部门陈述情况。一日清晨，一辆小吉普开进我们住舍大院，从车上跳下一位士兵，把早收拾好的棕色皮箱，拎进吉普车内；随后，穿着一身整洁合体的女学员，高昂着头走出宿舍，面无表情地钻进吉普车。只听吉普车“轰”一声，屁股冒一股黑烟，开走了。
我们许多都目睹了全过程。我心中情感复杂：从此不再与“土疙瘩”打交道，过上“太太”的生活。也许，她是为跳离现实，与她大许多的教授结婚。也许，她的“郎君”是个当官的。如果是“文革”中发迹的“官”，她后来就惨啦。
不久，前面提到副排长，种菜能手的未婚男友，从武汉市来看望她。他长得英俊潇洒，在武汉歌舞团工作。我们副排长与他很不般配，无论从形象，性格，他们都不合适。听说他俩是老乡，青梅竹马，感情不一般。我“啊”了一声，放下了心。1988年，在东风汽车公司工作老同学李前玉告诉我，当年的副排长和那位“演员”离婚了。果不出我所料，搞“文艺”的人，和我们这些居家过日子的人不一样，他们心气高，眼光游移不定。青梅竹马怎么样？照离不误。我敬佩的副排长，我为她深感同情。
1969年的一个星期天，突然排长找我，说是营部一位教导员认识我，要我去见见他。真是莫名其妙，我邱家祖祖辈辈都是在一个小镇上、做小生意的良民，没有一个有出息的，更谈不上“军官”了。我找到我的朋友刘荟礼，一同前往，见到了那个从未谋面的营教导员。他很热情招呼我两坐下，端上两怀茶水，还有一盘水果。经他一说，我才知道，他是我自家大姑姑的女婿。他在随州部队任职，上次回家探亲，得知我在此地“劳动锻炼”，特来看看。我很感激。按辈分，我应称呼他“表姐夫”。可我还是说：“教导员，谢谢。”我知道首长工作忙，不便多坐，起身告辞。
教导员看我那次不久，大概是初冬吧，我接到“父病重，速回”的电报。手拿电报，找到班长，班长报告排长，排长又请示连首长。准我回家探父，来回一个星期。刘荟礼把她那件像样的兰灯芯绒、带毛领的短大衣，借给了我。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终于回到离别两年多的家。
当我踏进熟悉的小院，看见父亲好好地坐在木椅抽旱烟。他见我一脸困惑，对我说：“你妈想你，电报摧你回来。”说实话，我接到电报时，就踹到这个结果。像以往那样，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母亲和我同睡一床，问这问那。都问遍了，才道出要回家的缘由：原来，那位表姐夫是想做媒，为我物色一个在部队任指导员的对象。大姑姑为这事，来我家两趟。听母亲的述说，我一言不发。我心里有那个“大兵”。母亲是知道的。母亲明白我心思。也知道她养的女儿有掘脾气。母亲不再说下去。我很累很乏，不一会就呼呼睡着了。
在家住了三天，我告别父母启程，按时归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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