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心绪不宁，匆忙写了点读书笔记，事后越想越不对，我只看到“孺牛”却忽视了“乡兄”。读书不细竟至于此。唐大郎是上海嘉定人，尤炳圻是江苏无锡人，都不可能是周作人的“乡兄”啊。忽然从网上发现今年四月十七日的《东方早报》上有谢其章先生的文章《作家书简的注疏》，其中有一段：

当时陶亢德以汉奸罪入狱，虽然放了出来，但不方便再用原名发表文章。用化名写文章尚可，但是人家给你的信，怎么办，平襟亚只好以“×××”代之或者干脆“砍头”。我在拙文《〈好文章〉作者小考》里有一段话，现引在下面：“解放前夕，周作人由其弟子尤炳圻保释出狱后到上海四川北路福德里（横浜桥南侧）他的家中，此时一批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入狱的如陶亢德、柳雨生也都获得释放，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有个出版社愿意为他们出版一个小本子丛刊，条件是：内容不得触犯时忌，不能用真名。”除了《好文章》，陶亢德还以“孺牛”名在《亦报》上写了许多文章。

陶亢德正是绍兴人。显然，唐大郎的《儿童杂事诗》原来是周作人送给陶亢德的。那么怎么会转到唐大郎的手中的呢？老先生们故去三十年了，商老师也走了三年了，怕是再也搞不清楚了。

2011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