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如何考证《西游记》
(2013-02-05 11: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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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文学西游体佛学历史 |
分类： 西游记研究 |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翻开《西游记》，你随便看哪个故事，你都会发现虽然作者写这些故事发生在异域的某个国家，但故事中人物使用的名字、语言、习俗、饮食、服饰等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准确的说是中国明代特色，这就是作者吴承恩在对原来以玄奘取经故事为骨架创作《西游记》时根据自己的想象进行的艺术加工了，而他艺术加工的部分是无法超出他自己的生活知识范围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西游记》比作一棵树的话，玄奘取经经历是树身，玄奘记述、佛教故事、本土文化是三个支干，其中佛教故事和本土文化是嫁接上去的。
通过对玄奘取经经历（依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的考证，我们将完成《西游记》中大部分故事中地理部分的考证，这也是我们考证的主线。
而玄奘记述、佛教故事和本土文化这三个支干是我们考证的三个分支，这些支干衍生出了一系列故事的框架就是支干上的树枝，而这些故事的细节就是树叶。
我们通过对这三个支干上各个树枝的考证来完成对《西游记》中大部分故事角色的考证。
我们考证时不要只盯着繁茂的树叶，因为大部分树叶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艺术加工而成的，所以所有的树叶看起来都相似，一上来就考证树叶是不行的，我们应该从故事的框架入手，分出这个树枝属于哪个支干，再顺着支干追寻。如果这个支干不是嫁接的，就顺着玄奘取经经历这个树身一直追寻到树根------隐藏在玄奘和弟子记载的资料背后的科学事实与真相，如果这个支干是嫁接的，那就离开玄奘取经这个树身，而是转到取来嫁接支干的母体树的树身去继续探询，找到母体树的树根------隐藏在佛教故事和本土文化背后的科学事实与真相。
但是有一个特例，就是孙悟空。
孙悟空这个人物是《西游记》中最生动丰满的一个形象，百回本《西游记》在一开始就连续用了8回交代孙悟空的身世，加上孙悟空被唐僧解救的第14回一共是9回，可以说吴承恩是把孙悟空当作第一主角来写的，孙悟空是集合了很多来源不同的元素而形成的一个文学艺术角色，他的名号就有悟空、行者、齐天大圣，相关的背景还有猴形象、筋斗云、七十二变、花果山、金箍棒、紧箍咒、大闹天宫、五行山等等，每一个信息点都可以考证出一大堆不同的说法，而这些信息点很可能是分别来自玄奘取经经历、佛教故事和本土文化。由于孙悟空这个人物是贯穿《西游记》中几乎所有故事的一个人物，而且是核心人物，所以就不能把孙悟空当作一个树枝去考证，孙悟空丰富的信息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小树，名号、身世、本领、形象等构成了几大支干，分别来自佛教和道教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也存在着嫁接支干的情况，而每个支干都值得考证，但是如果考证孙悟空的现实原型，我认为应该首先确认他是否和玄奘取经这棵树来自同一根系，也就是从玄奘取经经历中寻找线索，或者我们能够证明孙悟空这个人物原本就是从其它树根上生长起来的，只是长到了玄奘取经这棵树的旁边而已，那我们不妨就把孙悟空当作一棵单独的树去考证，去探询其母体树的树根。在这里我先确立一个原则，而我对孙悟空的考证观点在相关文章中专门论述。
此外，《西游记》中的唐僧原型就是玄奘法师在考证上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吴承恩用了一个附录（唐僧身世）和9、10、11三个章回来交代唐僧取经的缘由，除了附录外其它三个章回都明显是中国文化中的内容，而且和玄奘取经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合，是后加上去的。这部分也不是玄奘取经树干上的部分，我们把它当作树干下的灌木单独处理。
将主要刻画孙悟空和唐僧的《西游记》第1-12回剥离出来单独处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章回大都是吴承恩直接从早期的《西游记》版本中借用过来的，从晚唐五代俗讲、壁画直到宋金元院本、戏文、杂剧、说话等各类体裁中，均有专门描绘或敷演取经故事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西游记》第1-12回的大部分内容，如院本《唐三藏》、戏文《陈光蕊江流和尚》、杂剧《西游记》、《魏征斩龙》等，《西游记平话》中的佚文“梦斩泾河龙”、《朴通事谚解》注文述及寻取经人及孙悟空出身、大闹天宫等，与吴本《西游记》情节框架亦同。
所以说，第1-12回的内容多是文学加工的产物，一般讲经过文学加工的次数和版本越多，其可考证性越差，其直接背景也主要是中国文化，和玄奘取经的实际经历则几乎没有关系，所以我把这一部分放在最后的中国文化板块进行考证。
我考证的重点是玄奘取经这棵大树，其实从《西游记》第13章开始，才是唐僧取经的真正开始，所以我们把13它作为我们考证的起点。
《西游记》中的主要角色唐僧、悟空、八戒、沙僧、白龙马和几乎所有的妖怪都有一个或佛教或道教的背景，这成为了一种套路，我们把这些背景当作缠绕在大树上的藤，只是附属品，也不是我们考证的重点。
总之，我们的原则是突出大树，暂舍树叶，从树枝入手，一步步寻找树根。
而对小树（孙悟空身世）、灌木（玄奘身世）以及藤（佛教或道教背景的魔王魔女）的研究将放在最后专门处理。
这样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树木的根系理清了，树木的干枝清晰了，再看树叶则别有意味。
在讨论如何考证《西游记》故事的原型之前，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现实原型？
我的理解，现实原型应该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或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来源，追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才算是找到最根本的东西。
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之所以厚重，是因为他品的不是经过艺术加工过的《三国演义》，他品的是真实的三国历史，其素材来源主要是《三国志》等历史史料，真实的历史本身其实比经过艺术加工的演义更精彩，品起来也才更有”滋味”，这”滋味”来自真实的历史所蕴涵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
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是一本最精彩的文学作品。
因为《西游记》是一部神话作品，虽然是以历史上玄奘取经的经历为基础，但离真实的历史比较远，所以只能先考证再品味了，考证《西游记》的人物故事的现实原型对认识中国民间神话体系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而在此过程中涉及到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希腊-罗马文化等东西方主流文化更使得《西游记》的考证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我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询隐藏在《西游记》那些虚幻离奇光怪陆离的人物和故事背后的真实事件。
这也是我进行《西游记》考证的基本原则。
但是毕竟《西游记》是一部经过不同时代作者无数次文学加工过的著作，其中有部分的内容是无法找到现实原型的，有些可以和现实生活联系上，但和玄奘取经经历联系不上，对这部分内容的考证只能作为文化原型考证处理。
我们以国内考证《西游记》时被关注最多的人物孙悟空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之前国学界对《西游记》的考证主要集中在孙悟空身上，其它的相关文章则较少，在考证孙悟空的人中很多都是著名学者，如：胡适、鲁迅、陈寅恪、季羡林等，但考证的结果五花八门。
我们看一看关于孙悟空的原型的一些观点：
1.唐代高僧“释悟空”说。
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公元751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公元789年回到京师。释悟空较玄奘晚了40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回来时在西域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孙悟空”的艺术形象。
2.“石磐陀”说。
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锦池在研究取经故事流变过程后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决危难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
3、鲁迅认为，魏晋以来，佛教典籍的翻译渐多，所以印度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文人们喜欢其新颖奇异，于是有意或无意中使用，于是这些故事慢慢变得中国化。具体到孙悟空的人物形象，鲁迅则认为应当来自中国民间传说，他举唐朝人李公佐小说中的怪兽———淮涡水神无支祁为证，认为孙悟空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从而认定孙悟空的原型来自中国本土。
4、胡适对此看法不同，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他在印度最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中找到一个神猴哈奴曼，认为这才是孙悟空最早的原型。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对花果山、齐天大圣等元素的考证文章。
大家看到上面的观点是各种方向都有，依据的资料也不尽相同，既有各种书籍，也有各个时期（甚至是说不清时期）的雕刻、壁画等等，出现这种令人摸不着头绪的混乱就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分析一下上述观点：
第一，
第二，
要想找到现实原型就必须先想办法着陆，不能飘在半空中，着陆的办法就是将《西游记》人物故事与真实的历史资料挂上钩，我论证吴承恩研究过《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样我们的考证才会有现实基础，不会在中间某个演变版本或某个时期的零碎资料中飘着（当然这些资料也是有价值的），而佛教故事与中国文化的部分情况就更复杂一些，需要涉及到对佛教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研究，着陆难度更大，但也是可以着陆的。
对文化原型的考证也是这个原则，要一直追到无法继续为止。
也就是：追根问底
其实考证《西游记》的想法肯定不是今天才有的，古代的很多读者肯定产生过探询《西游记》人物和故事真相的想法，只不过当时的科技水平和信息水平使得这个想法成为一个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或者说考证的不够彻底。
在考证《西游记》的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中国历史上考证《西游记》最详细深入的不是别人，正是吴承恩，说到这里可能有些读者该糊涂了，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吗？他怎能自己考证自己呢？他当然不是自己考证自己，他考证的是在他之前的那些《西游记》版本，考证的依据是反映玄奘实际取经经历的《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这里我不做详细介绍，在本书中对女儿国、白龙马和无底洞的考证中我们将论证这一点。
在吴承恩之前的那些《西游记》版本的作者也研究过前人的资料，否则在书中不会出现大量与前人作品相似的故事，可以说他们也是玄奘西行取经故事的考证者。
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信息的丰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对各版本《西游记》的考证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较著名的有郑振铎、胡适、鲁迅、陈寅恪、季羡林等中国文坛巨匠。
其实，玄奘取经时代距今已经有将近1400年了,而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也已经有快500年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不仅人类社会的科技有了极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已经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全面纵览全球历史的平台，对于古人认为很神秘的事件在今天看来很可能只是某种特殊的自然现象,而对古人而言非常遥远神秘的国度和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匮乏与失真在今天也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即使是和鲁迅、胡适、郑振铎先生所处的时代相比，21世纪初的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有了相当的提高。
我们对《西游记》的考证不仅应该比近代学者走的更远，还应该比吴承恩和之前版本的作者走的更远，甚至应该比到印度取经的玄奘法师走的更远。
现代自然科学和历史信息的极大丰富使得以上这些似乎不可能的任务都有可能成为现实，科技和信息将使我们了解到更多事实真相。
为此，我们不应该仍然仅仅局限于在历史资料留下的信息中打转，我们理应结合最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实现更大的突破，象《科学与探索》节目所做的那样，拨开覆盖在那些神秘故事身上的层层迷雾，发现隐藏在《西游记》神话故事背后的科学真相。
也就是：去伪存真。
我在对《西游记》女儿国、白龙马、无底洞等故事的考证中都贯彻了这一思想。
总结前面这两章，我们要考证的是：事实与真相。
上面说了我们的原则是舍弃树叶，从树枝入手，一步步寻找树根。
但是即使是舍弃树叶，树枝仍然繁杂，《西游记》中的故事有几十个之多，我们没有必要将所有的故事都细细地考证一遍，我们将选择最著名的也就是读者最熟悉的一些故事进行深入考证，而对于相对次要的故事将其演变脉络理清楚即可。
以本书为例，我们将主要考证女儿国、白龙马和无底洞等故事，至于同属于《大唐西域记》这一支干的木仙庵树精、朱紫国、玉华州、九头蛇等故事我们将进行简要的考证。
有选择的考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为了凑够九九八十一难，直接借鉴前面版本的故事还不够，就将一些故事改头换面拆成两个故事，这种痕迹很多，在后面将不止一次提到，吴承恩老先生确实偷了些懒，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个个细究，但是每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还是要理清楚的。
我的考证一共分四部分，为了总结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脉络和思路，我的考证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西游记》故事，并且在此基础上要分好类；同时我们也有所侧重，对于一些不具代表性的故事只是考证清楚其来龙去脉即可，而对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
总之，我感觉要想对《西游记》进行考证必须在摸清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路的基础上确立一个考证的原则，否则就会越考越乱。
以上四大原则为我们考证《西游记》人物和故事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从而可以对《西游记》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考证。
此外,我需要强调地是我在本书中的考证观点均属原创,虽然这只是我一家之言,但我是抱着抛砖引玉的心态提出我的考证观点与国内的学者切磋交流。
我们考证《西游记》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和故事作为一个媒介，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而不是仅限于考证一个人物或故事本身，这才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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