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河南文物局长郝本性_李路平llp

针对相关质疑，省文物局专家、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郝本性一一作出了解答。对把“武”字“止”部错写为“山”一说。郝本性说，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碑别字特别多。据《碑别字新编》记载：“每个字头下有多达几十种甚至百余种不同的结构的字形，而其中通常习见的异体字或俗字不过数种。”这主要是因为书写人用笔不同等原因造成的。

　　“就好比甲骨文，在100多年前，谁都不知道有这种文字。但不知道并不代表就可以断定它根本不存在吧？”郝本性举例说，曹操墓中“武”字“止”部写为“山”与《鲁潜墓志》中的“武”字相同，恰巧证明了碑别字存在的一致性。而有关学者以此来判定曹操墓是假的，不仅缺乏对那一时代文字的认识认知，同时也有悖科学的态度。

　　 质疑曹操墓不该殃及《鲁潜墓志》

　　“苏州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与会学者质疑曹操墓而殃及《鲁潜墓志》造假，是没有道理的。”郝本性说，如果说怀疑曹操墓造假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鲁潜墓志》造假的动机又是什么？仅仅是为给10多年后曹操墓的发掘做铺垫吗？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鲁潜墓志》的发现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

　“从《鲁潜墓志》发现至今，考古专家从没有质疑过它的真实性。”郝本性说，而此次因其给曹操墓的发现提供了比较确凿的线索，并因其碑别字上的写法，背上造假“恶名”，若鲁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想？

以上是郝本性先生今天对媒体的公开答复，本人再作说明：

一、《碑别字新篇》我八十年代第一版就有，把楷书与隶书混淆说明你是还没搞清楚文字的生成，古人讲“非究于篆无由得隶”即不懂篆书就不知隶书的来历，你把历代隶书查阅公布图片读者自会比较。（见附图）

二、后赵年代安阳在胡人的统治下从历史环境与风俗，当时安阳不可能有墓志出现，《鲁潜墓志》的年代为公元345年，你能找出同时期或上下三十年安阳出土的墓志吗？

三、“质疑曹操墓不该殃及《鲁潜墓志》”，河南前文物局长常俭传当初就是宣布发现了《鲁潜墓志》并以此来确认了“曹操墓”，你们怕殃及会露馅是吗？

四、“考古专家从没有质疑过它的真实性”，“鲁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想？”查查史料吧，鲁潜当时官职与伪造的《鲁潜墓志》官职根本不符。任何人对任何证据有权提出质疑，中国考古学科是从乾嘉学派考据、金石学演变而来，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即请益南博王敦化等古文字学家，还算有点“旧学”功底，有资格质疑吗？

“还有鲁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想”这种唯心说法，竟出自行政领导之口，学术就应求真。

现摘录2010.8.23在苏州召开“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我的发言片断求教于你：

鲁潜墓志的书体，其风格是有意“拟古”西汉未东汉初期的汉简书法风格，如“驸马都尉、建、帝、泰南”等字明显刻意描仿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书写的《居延汉简》的文字、结构与用笔方式。后赵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45年，书体的演进几乎为楷化了，有些字只是略带些隶笔，而作伪者想极力地追摹时代风格，生硬地夹着些方笔字形以充当时楷隶，近似于“文革新魏体”，与整通墓志字体的风格不能融为一体。仿古隶书是尖刻造作、界格刻画而欲表出尽善尽美的姿态，硬伤如“年”字第四画在隶书中是横画而不能竖画，直至隋代的碑刻文字都是如此（附图1）。“大岁”应为“太岁”，“大”、“太”虽可通假，但在东汉时代的篆隶巳分列使用。“陵”在东汉时偏旁为耳朵，并非“土”旁，如东汉重要碑刻(公元156立)《礼器碑》、直至同时代晋碑均不用“土”旁。“肺”字在东汉初如《武威汉简》即此为月旁而不用耳朵旁。（此字应为“师”字，考古队释成“肺”，不解。）

“解”字右边《说文》从“刀”从“牛”，省略“刀”头为唐代以后写法。作伪者不通文字演变而故作高深地“造字”、“拟古”露了作伪马脚，这种伪作的“雨夹雪”书体在其上下几十年间墓志绝无类似的风格。汉代的书法由两大体系构成：一是碑刻文字，二是简牍。因为书写、刀刻工具不同，两体并行而不通用。而同期的墓志书体如《王兴之夫妇墓志》，刀法是双刀平切，《颜谦妇刘氏墓志》更是刀锋直露，表现很粗率简单。

《居延汉简》在一九三０年和一九七二年两次发掘，而大量公布图片资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蹊跷的是《居延汉简》与《鲁潜墓志》虽前后相隔三百三十年，而年号同为“建武”。是否书写者把前后“建武”混淆为同一时代年号，这样造假书体就有了个时代风格依据，不得而知。而据《居延汉简》公布图片资料年代来推断，《鲁潜墓志》造假应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很显然1998年发现的《鲁潜墓志》是个地道的“新货”。

从《鲁潜墓志》公布拓片看毫无（青石）石炭岩在地下侵蚀千年的“石花”，细审即知年限不长。而河南方面可能觉得第一次公布的《鲁潜墓志》拓片太为“完美”，其后又另行公布其拓片，但明显人为做旧得“伤痕累累”，不堪入目（附图2）。《鲁潜墓志》的纪年天干地支混用，墓志以“建武十一年”年号纪年，而又画蛇添足以“太岁”纪年法再复述，魏晋南北朝墓志无此纪年法，十二地支纪时的应用是很早，这种地支配干支混用的纪年、纪时方法始于后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以后才始用。

志文中多处以“步”为计量单位，古人迈一步为跬，迈两足为步。如周代一步为八尺，《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以六尺为一步，因历代换算方法不一，汉后就以“丈量”了，“丈量”是把黄牛背在身后以方步计算，一步约一百三十厘米。东晋的计量单位是一丈等于十尺，一尺等于十寸，一寸等于十分。墓志中均以多少“丈”或言在某某“左右”来标明所葬方位的。不知当初以《鲁潜墓志》来推算“曹操墓”的始作佣者，用的那个朝代的计算方法来“度着方步”核定距离发现“曹操墓”的？因现代是以军人正步标准计算方法一步为七十五厘米，“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路程，这与东晋以步来计算方法出入实在太大了。古今不一的丈量法是不能通用的，否则要闹天大笑话。再如古代东汉时一尺为二十三厘米上下，曹操身高七尺，就可以得出他大概是165cm左右，如按潘伟斌用现代一尺等于33.3cm来算，那曹操就变成了二米三的巨人姚明。

《鲁潜墓志》120个字，其中有66个字是描述“魏武帝陵”的方位，未见一字记述墓主生平事略，墓志铭似乎是一个叫解建的人留给别人的路标牌，以方便别人去寻找魏武帝陵。这《鲁潜墓志》为何不用西门豹陵墓作参照物？因魏武帝陵也是用其来作参照的。何况魏武帝陵据史载“因高为墓，不封不树”，地表上并没有任何人为的标志物。

古代的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古人有“大小二篆生八分（古隶）”、“非究于篆无由得隶”这说明隶书的生成是篆书来，隶书当时亦称为正书，为公文体，从隶书文字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楷行递变之迹。如“武”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止戈为武”，隶书“武”下面必为“止”，从篆书到隶书我考释了东晋前七十多个“武”字均如此（附图3），字体风格可变但文字构成“止戈为武”不变，但《鲁潜墓志》中“武”字下面竟写成了“山”，另一写成了“之”，止下一横出头太长八分书为“之”。两个“武”写法均为错字，遍查几十种篆隶无此一例。所以《鲁潜墓志》决非后赵建武十一年所书写，因造假者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但“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被这次河南安阳曹操墓考古队作为铁证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与《鲁潜墓志》第二“武”字“止”部均错写为“山”，字的体势、错误、字法一样，刀法略变为一粗一细而已。“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石牌中“武”与《鲁潜墓志》中第一“武”字同样“止”下横出头太长，错写为“之”部，字的起笔同样“钉头”（非正常隶书的“蚕头雁尾”），同样笔画瘦硬。相差一百多年间“武”字法错写、刻画的工匠如出一辙，笔者细审比勘结论：“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与《鲁潜墓志》与为同一人操刀作伪（附图4）。

再说，曹操丧礼等同国葬，墓陵殉葬铭刻文字应是代表了当时最严谨规范的标准隶书公文体、石牌制作当然用最精湛的隽刻工艺、表现出最高皇家级别的工艺效果，有谁敢用这草草不工的错字、石料很差“魏武王格虎大刀”石牌系列作随葬品，难道不怕杀头吗？曹丕也断然不会同意的。而书体不一、石料质地极差、石牌大小不同明显非一人所书，河南考古队将这些荒谬的石牌强加于“曹操高陵”，真是让所谓的“曹操高陵”蒙羞了。

如上所述，我从诸多方面推断鲁潜墓志与作为“曹操墓”核心证据的石碑为伪托，伪刻。考古学有一定律，证真需一万个证据，而证假只需一个即可全盘否定。百般狡辨是无用的，欢迎河南考古队专家们供可靠、可信的同时期的墓志来力证、驳议。

可以论断，1998年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穴村发现的伪刻《鲁潜墓志》，是为今天的挖掘曹操墓埋下了造假的伏笔。“曹操墓”核心证据的石碑作伪，彻底否定了“曹操墓”的真实性。

两汉魏晋75种“年”字写法无一字封口竖写（附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