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宝坻有线电视台的“话说宝坻”，用四集篇幅讲“阎家的故事”从2018年末，到2019年初全部播完了。这是一部讲述阎家及开办企业“兴衰史”的节目。首先感谢作者，写的很细也很好。也要感谢主讲人任杰，讲的非常生动，很感动人。看着节目，仿佛打开了我的记忆大门，小时候的许多往事，一幕幕都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叫阎凤楼，1938年出生在天津和平区四宜里的一个宅门里，解放前那里是英租界。我是德兴合创始人阎檀的嫡长子孙。我的祖父是阎檀的长子阎学仁，父亲是阎学仁的长子阎禹昌。

我出生在家族兴盛的末期（大概在1938年——1946年左右），见证了衰败的全过程。我幼年时，家族的生意虽然已在走下坡路，但是家里还是比较富足的。楼下有专门负责做饭的两名厨师，一名主厨和一名帮厨。楼下还有一辆做工十分精美的人力车，爷爷每次出行都是坐着人力车，盖着十分漂亮的新疆毛毯。家里还存放着不少名贵的中草药，有羚羊角、藏红花等等。

家里经常有宾客来访，其中既有客户也有亲友，每年舅爷（我奶奶的大哥）带着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会牵着一头小毛驴来串门。家里最热闹的是爷爷过生日，一层楼满墙都挂着大大的寿字。楼上楼下都坐满了来给爷爷拜寿的亲友，酒席也十分丰盛。记得我当时最爱喝可口可乐，这在当时可是十分新鲜的饮料。

后来，爷爷阎学仁将新疆德生堂药店的经营权交给了善于经营的叔叔阎继昌。并在天津估衣街新开了一家绸缎庄交给父亲经营。小时候母亲曾带着我去过那家绸缎庄，既卖绸缎也卖布匹。但由于当时兵荒马乱，市面不景气，所以这家绸缎庄始终没有什么起色。

解放后，父亲先是到街道办事处工作，后来又到了天津市和平区的商业部门工作。在工作中父亲不怕脏、不怕累，能吃苦，退休后还被原单位返聘，又工作了好几年。

母亲周秀贞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家里困难的时候，母亲省吃俭用为了一家七口人的“吃、穿”操了不少的心，费了不少的力。经济条件再不好，也千方百计让家里人吃好穿暖。母亲能做一手好菜，针线活也做得非常好。她是吃苦耐劳的母亲，也是非常要强的母亲。母亲在对自己子女的教育培训上，即疼爱又严格要求。尽最大努力把孩子培养成才。

因为我是家中长子，母亲对我疼爱有加。我小时贪玩好动，学习成绩不太理想，但是好动脑筋。记得有一次母亲在商店给我买一辆玩具小汽车，我为了想弄明白小汽车为什么能走，还没有到家，就把汽车给拆了。

我小的时候，家族企业新疆德生堂的生意已经不行了，不再给家里寄钱，一下失去了经济来源。一度，家里就靠父亲变卖家中物件维持生计。我开始上小学时，是在天津众成小学就读，这是一所很不正规的小学，后来母亲为了我能接受良好教育，学得更好，动了不少脑筋，费了不少心血，先后换了好几个学校，还曾在北京通州上了半年。

1953年我上了初中后，才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为了不再让母亲操心，学习上有了很大进步，还当上了班干部。1956年我考上了高中，母亲对我在各个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了。1959年高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发榜那天回家，母亲急切的问我：“考上了吗？”我逗母亲说：“差一点，没考上”。母亲当时就落泪了。我看到后急忙说：“考上了，考上了，我是在逗您呢！”母亲这才破泣为笑。去北京出发前，母亲为我准备了上大学用的一切。大学五年，我通过刻苦学习，学到了扎实的知识，再也没有让母亲担心过。

毕业后，为了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我到了核工业广西地质队工作。临行前，母亲得知我要去南方工作，知道南方潮湿，怕我受寒，买了一张狗皮，亲手做成褥子让我带着。当时家境并不富裕，这条褥子我也一直保留到现在。出发那天，母亲从家中步行到天津火车站，直到最后恋恋不舍的把我送上了南行的火车……

我结婚后，由于夫妻两地分居，爱人一个人要带两个男孩子，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母亲在这段时间里，多次从天津或老家阎皮庄来到我北京通州的家中，帮助带孙子，解决了我的很大困难。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从广西的地质队调到了宝坻的核工业606地质队，后又调到核工业北京第五研究所（即现在的核工业总公司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这是一个成立时间长，实力雄厚的科研院所，专家、教授众多。经过努力，我先后从研究室调入科技处，在此期间评为高级工程师，后又调入院长办公室任主任（正处级）。

回想起自己八十年来走过的人生历程，虽没有曾祖父阎檀和祖父阎学仁那样轰轰烈烈的一生，但在严父和慈母的关怀和教导下，在为国家科技事业默默地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聊以自慰的是：我没有虚度年华。

感激父母对我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