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我曾代理一个交通事故案件。这个案子非常简单，是我们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回到学校门口，学生们在从行李箱取东西的时候，车子突然启动，将两名小学生的腿给碾伤。事后，公安交通部门认定司机负全责。学生没有责任。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件。本来非常好解决，需要做的是按照法律规定，算一算保险公司应该赔偿多少治疗费、伤害赔偿金、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费用。但问题出在受伤孩子的外祖父身上。

学生的外祖父自称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认为熟谙法律。为了方便其诉讼，起诉时他没有选择事发所在地作为管辖法院，而选择肇事车辆所挂靠车队所在地法院。当然，当事人有选择法院起诉的权利。关键是他没有选择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而是自作聪明，选择了层层追索的最繁琐、最耗时的方法。

开庭后，代理人作自我介绍时，这位外祖父自报家门，自称是几个单位的法律顾问。无非是想留给法院和对方当事人一个熟谙法律的印象。其实，现在我们在法庭上面对的多数是当事人聘请的注册律师。当然，聘请律师并不能保证案件胜诉，只能是减少日后的一些遗憾。因为能否胜诉，关键还要看事实，看证据。

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对他们提出的交通费、护理费的标准，车主方的律师均不认可，几次开庭，他都没有计算清楚。而其间，涉及到对孩子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等问题，致使几个月没有完成审理，诉讼也由开始的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这位自称老干部的代理人，多次找到法院领导，提出自己的无理要求，弄得法官非常无奈。

第四次开庭后，不知这位老干部出于什么考虑，提出变更诉讼主体的请求，将原车主和挂靠车队等当事人全部撤销，只起诉我们学校。此时，合议庭中的人民陪审员说了句话：“老同志，我本来是一名律师，我看这个案子非常简单，您为什么不走最佳途径，非要层层追究责任，这样不仅费时，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将这些单位列为共同被告，不会影响判决的结果。我劝您再考虑一下。”

我在答辩时说，我们学校不是加害方（因该案是以人身损害赔偿案由起诉），您应该直接起诉加害者。这本来是一起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件，应该以交通事故案件起诉。这样还可以将保险公司追加进来，车主不仅上了交通强制保险，还上了50万元的商业保险，按交通事故处理，能很快得到赔偿。希望您慎重考虑一下，别意气用事。

我的苦口婆心，没能打动这位老干部，他说，我的孩子是在你们组织的活动中受到的伤害，现在我谁也不告，就告你们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请求发言。我说：“法官，既然原告坚持变更被告主体。我要向法庭提个问题可以吗？”法官同意了。我说：本案事发所在地不在贵区，而我所在的单位，也不坐落在贵区，那么贵院对本案是否还有管辖权呢？

我的话刚说完，主审法官马上兴奋地对书记员说，“记下来。先休庭片刻，我要向院领导请示。”我发现合议庭的律师偷偷发笑。毫无疑问，我提出的请求，老干部根本没有想到，而这正是法官所希望的——他巴不得将此案移交给其他法院。这个老干部曾多次多此向院领导反映他执法不公。

当主审法官兴冲冲地回到法庭之后，态度马上变了，告知此案将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当老干部再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他竟然拍桌子训斥老干部，出了很长时间积累的恶气。结果，两人互拍桌子，相互斥责。

案件移送到新的法院审理。开庭时，出人意料又来个诉讼代理人。新代理人不仅态度与老干部发生180度大转弯，还主动要求增加诉讼主体，将保险公司一起追加为被告。虽说此次庭开不成了，但后面庭审进行得很顺利。我对法官说，您看，本来我们就希望这样解决，在我们的答辩意见中就有这个建议，可不知原告当初为什么只告我们。

这个老干部显然颜面有些挂不住了。他说，你不了解情况。我没有和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在后面庭审过程中，我在答辩完成后，就成了看客。一切与我们无关。保险公司负全责，而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