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鲁木齐享有盛名的“德生堂”药店
(2017-10-02 06: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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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檀德兴合和仁堂乌鲁木齐国药店 |
分类: 赶大营篇 |
在天津人“赶大营”的洪流中,1892年,由宝坻县阎皮庄阎檀三个儿子(阎学仁、阎学敏、阎学韩)共同投资(三人各占“德生堂”全部股份的三分之一),在乌鲁木齐大十字南街,开办了专营药材大小三间两层楼的门市“德生堂”。
“德生堂” 是乌鲁木齐最早经营药材的中药铺之一,德生堂因药材质量好,在乌鲁木齐享有良好口碑,后来成为百年老店。经销全国各地名贵药材,如人参再造丸、苏合丸、活络丹、六神丸等。
“德生堂”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并将其做成对联,悬挂在店堂中。为方便患者,店内设有坐堂医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耿少儒大夫。他医术高明,经验丰富,对许多疑难杂症有处理经验,专长伤寒、妇科、小儿科的治疗,得到百姓信赖。有时,他也提着药匣出诊。德生堂经理谢维臣的女儿谢哲兰小时候得了伤寒病,就是耿大夫到家中给诊断开药治愈的。
即使普通店员,也精通业务,熟悉药性,不仅能采药、炮制加工各种丸散膏丹,还能为一般顾客推荐药品。
我的二爷阎学勤十几岁就在“德生堂”学徒作店员,他也能给人看病开药方。所以回到天津后,家里人谁生病了,他都能够号脉、开药方,确实在“德生堂”学到了真本事。
清宣统三年(1911年)4月,地方当局下令组建新疆省城总商会,以“津商八大家”之一的永裕德商店经理杨绍周为会长,怡和永商店经理韩乐常为副会长,并遴选当时工商界知名人士苗沛然、刘云卿、谢弼麟等54人为会董。
谢维臣一家究竟积累了多少财富,我不清楚,但他在天津和平区宝鸡东道购置了一座小楼。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天津,我家二十多口人,曾借宿在法租界的谢家,躲避战乱一个多月,我姑姑就出生在谢家。直到发现局势稳定后,全家人才陆续回到坐落在红桥区先春园的家中。
“德生堂”在乌鲁木齐获得的巨大成功,让股东们萌生了在北京开姊妹店的想法。不仅为扩大业务,还可以依托“德生堂”在新疆采购名贵药材的优势,实现双赢。于是,“德生堂”的“姊妹店”北京“和仁堂”药店开业了。不久,“和仁堂”就以品种齐全、质量上乘驰名京城,经营业绩与京城老字号“同仁堂”不分伯仲。“同仁堂”自乾隆年间开始衰落,到1818年,“同仁堂”典让给21个股东,直到道光后期,“同仁堂”才逐步赎回股权。
就在“和仁堂”生意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坐落在大栅栏的“和仁堂”药店遭兵燹,损失殆尽。不得不关门歇业。
解放前,中药铺在新疆医药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乌鲁木齐掌故》记述,解放前,迪化规模最大、最老的药铺有五家,俗称“五大国药店”。 五大国药店分别是凝德堂、元泰堂、德生堂、永盛堂和德聚堂。
现居北门的82岁的甘吉生老人,曾居住在文化路五道巷。他回忆,解放前,五大中药铺的药价基本一致,除了零售还向全疆批发药材。各家生意都不错,都有固定的老主顾,雇佣着几十个店员。其中,德生堂的店员穿着最为讲究,一律身着长袍、头戴瓜皮帽,看着很气派。每到换季时,感冒的人多,各大中药店前都排起了长队,坐堂医生逐个号脉开方子,再依次到药柜前抓药。【载于《乌鲁木齐晚报》2011年11月15日记者王素芬原题《一剂药方百味人情》】
五大国药店还不时承担起扶危济困的社会责任。1983年出版的《乌鲁木齐史话》记载,“1918年8月,迪化发生急性传染病,蔓延迅速死亡严重,全市药店自动免费供药,药店还为各族患者把草药煎好,轻病来店自取,重病送药上门。一时间传为佳话。”
德生堂一直经营到1956年公私合营。国家采取赎买政策收归国有后,每月给阎学仁(寿山)、阎学敏、阎学韩三个股东后人及资方代理人谢维臣各几百元的股息,直至“文革”开始后,药店才停止付息。“德生堂”最终成为新疆百年老店之一,这是阎氏所创企业中,经营最成功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