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首先他是寿命最长的皇帝88岁。在位时间最长（63年，其中三年为太上皇，实际控制朝政）。写诗最多，达到3万多首。还开创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认真分析，人们就会发现乾隆给国家及后人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人们经常将清王朝的鼎盛时期，称之为“康乾盛世”。但称乾隆朝为“盛世”则有些名不副实，尽管乾隆帝自称为“十全老人”，还编撰了著名的《四库全书》，但清王朝由盛转衰无疑是从乾隆皇帝即位20年后开始的。乾隆是清王朝由盛转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多年来，文坛上关于记述乾隆的野史、文章非常多，特别是“戏说”电视连续剧广泛传播，把乾隆开明宽厚、风流倜傥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实，从小受到儒家思想教育的乾隆皇帝，在骨子里却丝毫没有儒家核心思想“仁”的观念。

“文字狱”虽非乾隆首创，也非清朝首创。但以满洲人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汉人知识分子心怀戒备，因此从顺治就开始制造文字狱，雍正皇帝搞了数十起，乾隆居然制造了130多起，占整个清代文字狱的80%。其中47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乾隆制造的“文字狱”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均超过了其祖和其父。不少人因此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

下面我们随便举几个乾隆制造的文字狱案例，以便让人们看清爱新觉罗·弘历皇帝的真实面目。

1、王锡候《字贯》案

乾隆四十二年的一天，江西新昌县衙门口，来了一个地痞流氓叫王泷南，他夹着乡间举人王锡侯编纂的一部字典《字贯》，称：这本字典有问题，词句悖逆。

县令对王泷南早有耳闻。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知道王泷南与王锡侯有很深的矛盾，便问有什么狂妄悖逆的地方？王泷南说，《康熙字典》是圣祖康熙御制，王锡侯说圣祖御制的字典不如他编的字典好，这不是悖逆是什么？县令差点没气笑了，但还是将此事报到巡抚衙门。江西巡抚海成一看，涉及文字，宁重勿轻，给乾隆写了一道奏折，说王锡侯这几句话虽然称不上悖逆，但毕竟语涉狂妄，建议将王锡侯举人的头衔革去，当否？请批示。

海成本来觉得自己已经够谨慎，却没想到就是这道奏折要了王锡侯的命。字典中，王锡侯提醒读者，在遇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御名时，一定要少写一笔以避讳。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日”他本意是好的，但他把“康熙、雍正、乾隆”这六个字原原本本写上去了，让乾隆非常恼火，他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实为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要求海成立刻把王锡侯从江西提到北京，交刑部严审。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刑部比照“大逆”之罪判王锡侯凌迟处死。

巡抚海成因王锡候案判得太轻，被乾隆革职治罪被判斩监候。

乾隆当然知道王锡侯是冤枉的，但他就是要拿王锡侯祭旗，找个机会给官员们敲警钟，所以大开“洪恩”，改判王锡侯斩立决。

巡抚海成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被斩首，从此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2、孙嘉淦伪奏稿案

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

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3、吴英案

    乾隆四十五年的一天，广西布政使朱椿的轿子刚出门，就见一位像读书人的老者手举一册文书，跪在路边。朱椿立刻把老者抓住，升坐大堂，开始审问。原来老者叫吴英，已六十多岁，自知来日无多，不甘心把一肚子的才华埋没，便把自己平日思考写成策书，献给官府，希望能有所贡献。

朱椿将此事上报广西巡抚，称之为重大案件。为什么呢？第一，吴英以普通秀才的身份，居然敢于指责朝政，这是目无国家纲纪的。第二，行文中提到皇帝御名弘历的“弘”字没有避讳。广西巡抚一看案卷，马上派人前往吴英老家抄家捕人，连夜审讯，动用大刑。案子到了北京，乾隆召集九卿大学士多次召开会议研讨，最后以“大逆”之罪判吴英凌迟处死；吴英的两个儿子虽然对此事不知情，也要斩立决；吴英的弟弟及侄子斩监候，秋后处决；吴英的妻妾、儿媳、孙子，发给功臣之家世代为奴。

4、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

徐述夔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乾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在这种日益疯狂的形势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因大兴“文字狱”，乾隆把一个原本积极向上、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丰富民族，变成了思想禁锢落后和呆滞的国度。这一举措的直接结果是：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压制了思想的创新，并使得中国思想和文学史的自然进程发生了偏离。人人自危，使政治变成死水一潭。乾隆也因此被后人认为是一个小气、保守和过分敏感的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