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中的“在世”。最初的印度佛教是充满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所谓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扎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矛盾的意愿。佛教在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信徒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 正如任继愈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中论述早期佛教时所指出的“然而佛教的全部思想，它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念，同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孝道很不相容。它要牢固地扎根于中国封建社会，不求得同‘孝’的封建道德妥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不断地迎合和吸收儒家思想是十分自然的。”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
    《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