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开创了华夏首次被异族整体灭亡的先例，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转变的分水岭。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翻开《东周列国志》，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有血性。整个社会充满了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人格特点。看看先秦故事，总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活得豪放刚烈，是真正的人，那是一种令人敬慕的春秋精神，春秋人格。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说明了早年中国人舍生取义的侠肝义胆。赵氏孤儿、管鲍之交，反映了中国人的耿耿忠烈。为了解除伍子胥担心泄密之忧，几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可以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诠释着什么叫轻生重义，什么是生死相许。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是那么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纯真。

即使到了汉朝初年，田横手下的五百壮士从海岛来到长安，得知主人已经自杀身亡，于是集体自杀报主。张骞两闯西域，班超投笔从戎，深入西域。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封狼居胥，实践了汉武帝“敢犯天汉者，虽远必铢”的战略威慑；追杀匈奴逃向欧洲。大汉使节苏武，曾被战败的匈奴扣押在茫茫雪原的地窖内，十九年不改汉节，在冰天雪地中以羊毛草根甚至于靠掘田鼠就着冰雪充饥，每天仍持旌节遥望南方为祖国祈祷。都表达了中国人不畏强暴，杀身成仁的民族血性。

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兵变割据后患无穷，宋太祖立国后，“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战将的指挥权。政府高级军事官员都由文人担任，实行兵将分离。宋太祖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采取了集中军权，削弱和分割地方长官权力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防止军人专权和武装割据。却使华夏儿女原有的忠勇果敢，光明磊落的品质，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民风，敢于把敌人打入地狱的英雄气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民族血性渐次消退。

宋元之间，是中国人集体人格的一次劣化。元朝和清朝两代被异族奴役的经历，使中国人性格中的自尊自信受到毁灭性打击。铁骨铮铮的中国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

林同济先生在《文化形态》一书中指出：以秦为界，中国男子汉的代表——士阶层，经历了从“大夫士”到“士大夫”的转变。“士大夫”者，类似于武士阶层，崇尚义（荣誉）、礼（荣誉之规），人格的训练基于死的决心，勇为义礼舍身，是一种“刚道”人格。“士者，事也”，“大夫士”重视“器物”，靠“技术”立身，是一个有独立人格和谋生手段的阶层，不乏男子汉气概。自秦以后，“大夫士”逐步蜕变为“士大夫”，士成为做官之阶梯。“义”变成了面子，“礼”变作应酬，不求做事，只想升官。士人男儿由原来的“刚性”人格，嬗变为“柔道”性格。

日本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至宋代以后，就没有了先秦时代武士精神了。那种为信仰和义气，为君主、为朋友舍身献身的勇士，已成为历史。但是中国的武士精神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当然，日本人的武士精神，在二战期间，用在了对外侵略战争上，使武士精神变味儿了，异化了。

另外，南宋朱熹注解儒学，也是儒学走向没落和衰败的开始，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进一步被扭曲。儒家的包容思想，使中国人形成了以中庸、调和、求中为主，积极进取和消极萎缩为副的多元的民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