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深圳皇岗口岸的联想”的博文之后，我又想起，1974年12月我经历的一件事。那天天气特别寒冷，我下学回家，隐约看到屋内有个陌生人。由于当时屋内窗户的玻璃上结了一层水雾，进了屋，我才看清是一个二十六七岁年龄，长得清瘦，个子不高的小伙子。他正与家父在八仙桌子前看首饰，我心里一惊：这是什么人？待了会儿，就听见他与父亲讨价还价，称这枚红宝石40元，那枚翡翠戒指90元，这块蓝宝石20元，那个扳指25元。印象中，那天一共卖给了这位小伙子270元的珠宝首饰。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最后他带来的钱都花光了，要以手表和毛衣交换。我父亲说，手表我不要，毛衣更不行，这样冷的天别把你冻着。

交易完成后，我父亲问他：“小伙子，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工作证，说：“我是广州机械厂的工人，我弄这些东西是为了到香港去卖呀！”我凑到前面看他的工作证，他的照片上刻着钢印的，这是当时唯一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件。我父亲问：“那你怎么过去？” “我天天练游泳，储备体能。”说着，他用胳膊比划着：“我们那里的好多人都过去了，我们几人也准备结伴游过去。”“那么远的水路，你们身体坚持的住吗？”“我们都含着一块人参，好多人就是这样渡过去的。”听了这话，我不免有些后怕，因为一旦他被捕，肯定要供出在我家买过珠宝。当时，金银珠宝交易受国家严格控制。本来我们不愿冒这样风险的，只是当时国家对这类商品定价实在太低了，估计不到国际市场的二十分之一。在1973年，父亲单位退赔了文革中查抄的部分首饰，大约有十几个戒指，包括一枚钻戒以及一些宝石。而两根金条就作价了——补偿了300多块钱。我虽然不知如今金条的确切价格，如果购买两根金条，估计起码也要几万元吧。因迫不得已，我父亲才冒险卖给淘宝的年轻人，无非是想多换一点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要我家生活中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变卖首饰。如我祖父、姐姐生病住院，就是靠卖珠宝首饰交的住院费。卖给偷渡小伙子的这些东西，当时是比国家收购价格高了一倍以上，觉得挺合适，可是现在看来，光那枚成色非常好的翡翠戒指，如今起码也要值2万元以上。

等那人走后，我问父亲，您怎么与他相识的。父亲说，我本来去“艺林阁”（当时天津市唯一一家从事珠宝收购的单位）去卖首饰，可是拿去的东西“艺林阁”都给不上价，结果这个人在我出来后，跟着我来到一边，问我有没有东西要卖，最后就来到咱家。

这是我与偷渡客的零距离接触。大约过了几个月，我们没有接到公安派出所的来人询问，估计这位小伙子没有在偷渡中被政府收容。但愿他能够顺利到达香港，并且在香港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如果他健在，没有在偷渡中溺水而亡，年龄也在60岁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