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地理位置，阻止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

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华文明系统，与以古希腊为源的西方文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华民族在大陆性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长大。和四邻相比，中原大地有着明显的地理优势，形成了优于游牧渔猎四邻的农业文化，并通过文化优势战胜、感化和熏陶了四邻的其他民族，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由于西部有崇山峻岭的阻隔，阻止了欧洲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波斯帝国对中国的铁骑袭击和文化思想入侵。使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较少变化的型态框架内生长。

中国历史上即使受到游牧民族的入侵，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因为入侵的游牧民族在占领了中原地区之后，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中华文化，最后自己也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中国从来没有像埃及、古巴比伦那样，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

2、传统文化稳固了中国的社会形态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传统比王朝更为悠久。历史上汉文帝、隋文帝、唐宗宋祖等封建政治家，在他们开明政策的治理下，中国一次次强大起来，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等封建盛世。但接踵而来的是昏庸的皇帝，无能的王朝。统治者依据亘古以来的传统维系社会，这是农业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统治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统治者并不需要个人的超凡魅力，而是靠祖宗成法（祖制）。要变革祖宗成法十分困难，会遭到顽固势力的重重阻挠。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稳固中国的社会形态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与西方国家提倡的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的是：中国人崇拜祖先，迷恋传统，念念不忘祖宗功德；正统思想、道统思想、尊祖制、法先王等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在哲学上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思想与社会改革，无论是孔子的“克己复礼”，还是王安石的新政；无论是韩愈的古文运动，还是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无不高扬“复古”的旗帜。这不仅仅是借“托古”之名，而更多地蕴含着“循环变易”的理念内涵。

制度的永久性，还应归因于长期的科举教育制度。科举教育是以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为内容，经过长时期科举教育，塑造了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从心理上接受了儒家思想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儒家学说已经深深地根植入人们的心中，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判断和感情倾向。长期的持续反复的儒家思想教育模式，在维护封建政治制度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崇尚“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墨守古人学说。汉武帝将儒家学说确定为正统思想以后，中国尊古文化心理更加浓厚，几乎成为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心理定式。在东汉以后，朝廷规定，每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和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所规定的范围，这就是“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属于违法。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能力、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被严重扼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活跃的学术气氛日益僵化。

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秦汉到晚清都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说两千年来社会型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应该能够成立。当然，这不妨碍不同历史阶段文化的不同特色。如秦汉的制度文化、唐的多元繁荣、宋的思想、明代的城市生活、清的学术等等。就文化的形态，学术思想而言，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类型的高峰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学、两汉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朝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

3、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改革运动，并未真正改变中国的社会形态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人讲认同，讲守常。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起来造反的。起义常常是少数野心家和多数情绪化的大众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曾爆发过几百次农民起义。无论是一次次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还是层出不穷的宫廷政变、藩镇之乱和外族入侵，都没有打断王朝的循环。中国的社会形态，并未发生质的改变。农民暴动造成的改朝换代，推翻了旧王朝，扶起一个新王朝，一切又恢复原样，开始一个周而复始的轮回。

农民战争不外乎两种结局：一种是唐末黄巢、明末李自成起义，虽然轰轰烈烈，却最终以失败结束；另一种是秦末、元末农民起义，虽然成功地推翻了秦王朝、元王朝的黑暗统治，起义头领刘邦、朱元璋当上皇帝，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仍然是封建专制国家，生产关系没有改变，社会形态没有改变，新的生产关系不容易产生，新的社会因素不容易诞生。广大人民仍然身受剥削和压迫。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大肆讴歌的“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其实它一天也没有实行过，只是一个“平等天国”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口号罢了。从现存的太平天国六十二条刑律看，其维护的依然是森严的封建等级和绝对的君主专制，天王权力高于一切，独断专决。它的苛刑酷法比《大清例律》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洪秀全本人有88人（一说108人）妻妾，可是如果平民夫妻同宿就要“斩首不留”。洪秀全从1853年占领南京到1864年服毒自尽，十几年间，太平军所控制的中国最富庶的苏、浙、皖、赣、闽五省，过量死亡多达7000万，经济受到极其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因此，许多学者对太平军称为“革命”队伍存在异议。

当然，经过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无论农民是否取得成功，统治阶级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集体抗争，总是要做一些让步，减轻一些赋敛和徭役，缓和一下与人民对立的情绪。历史的规律是：当一个朝代贫富两极分化，土地过于集中，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农民便揭竿而起，推翻了原有的统治者，重新分配土地，实现重新“洗牌”。农民起义实际成为了社会的自我调节器。中国历史在每一次大动荡之后，都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期和发展期。并有可能产生盛大的朝代，汉唐两朝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3、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数不成功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王莽新政、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为首的永贞革新（或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宋代王安石变法，改革者几乎没有善终的。如王安石被罢官，商鞅被车裂。中国变得越来越自闭，越来越守旧，越来越没有创造力。到了明清时期，又演变成了“闭关锁国”的国策。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头脑的改革者。为了改革，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他主持下的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等等诸法相继出台，结果，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老百姓增加了负担。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其实贪官污吏他们不害怕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比方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所以，著名的“熙宁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同样，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是因为光绪皇帝和帝党维新派们碰到的，不仅仅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后党反对势力，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面对的是一股强大无比的阻碍力量——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主义宗法体系与道统。中国的宗法体系与道统，已超稳定、超完善地存在了两千年，令你扯不断砸不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只是改了若干皮毛，并没有触动中国封建主义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