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12月9日讯）：日前，河南省鹿邑县法院，武文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审。去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那一年他们刚好20岁。20年来，武文英因对两个患病儿子的不辍照料，屡受当地媒体报道。她对媒体说，只要我活一天，就会照顾他们一天。但这承诺只坚持了1个多月，在一种莫名情绪的驱使下，她决定让孩子死去。

   如果还有一线希望，如果还有一丝幻想，如果还有一个中国梦……；然而，如果已然没有如果，悲剧的发生并不能说明“世上最毒妇人心”，而是真真切切地印证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或许死对于这样的慈母和脑瘫儿来说，就是一种最大的解脱，这也是千千万万乡村百姓最璞真的生存之道：死比生要更容易。

只是在该慈母最质朴的内心，严重缺乏了一种基本的法律观念与人权意识：儿子的命虽然是她给的，但她却无权剥夺他们的生命。又或者她是为了寻求双方的解脱，才不得已铤而走险。无论如何，杀人者终将受到法律公正的判决。尽管我们绝不纵容她的杀人行为，但是我们也十分同情她的凄惨遭遇。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该家庭极其困难，却很少得到社会救助体系的眷顾。他们曾找过村大队，可没人管。三年前，河南省计划为贫困脑瘫儿童实施康复训练，双胞胎兄弟俩当时在救助范围之列，但他们俩的信息，不在当地残联的残疾人系统中。正是这种长期的贫穷与无助让她极端地失望乃至绝望，一个绝望中的慈母还能想到和拥有除了用死来解脱之外的办法和手段吗？

因此，笔者要说，该悲剧的发生，表面上是武文英自编自导，由其独立策划并具体实施，实际上却是当前整个社会救助体系失灵引发的一幕悲剧。换言之，这场悲剧的幕后导演乃是传说中的“相关部门”。

当然，目前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残疾人群体作出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和实际救助，只是这样的保障往往在制度上设立了很多门槛，这样的救助也总是在物质上显得杯水车薪。实事求是地说，此类的社会救助机制的毛细血管相当不发达，很难深入到乡村。加上一些农民文化程度低，受助知识有限，人缘关系不足，便会导致最该受助的家庭却基本上得不到救助。

正如武文英这样的家庭，理应得到及时和充足的救助。以现在的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论，社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并非不能办到，只是武文英一家竟被大众无情地忽视了。事实上，我们通常会为一些被舆论关注的个案提供救济，而对于那些潜在的被漠视的贫困和危机家庭则置之不理。

若要防范于未然，避免母亲毒杀亲儿的悲剧再次发生，不仅政府要承担起责任，积极改进目前的救助体制，消除救助盲区，提高救助效率。同时，也应让各类公益组织充分发育，为它们提供资金、政策等各种支持，弥补政府空白。唯有如此，社会救济才有力，人们才不会感到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