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点击今日（4月5日讯）：长三角此时正春暖花开，H7N9禽流感却搅得人心惶惶，南京确认的第一例患者患病以来已陆续花费10万元，打算卖房凑钱。而另一名病危的安徽患者也已经花光积蓄一筹莫展。盼望国家报销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在如此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政府的援手可以缓至，却千万不能不到！

自2013年3月底H7N9型禽流感在上海和安徽两地率先登陆之后，截至2013年4月6日，中国内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数上升为18例，其中6人死亡。这是全球首次在国内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其尚未纳入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更加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专家声称：已经发现该病毒出现变异，变得易于感染人体。

或许我们可以庆幸目前发病的人数还比较少，但我们绝对有理由恐惧于其死亡的高比例性，6:16，这该是一个什么概念啊。以前诸如非典、登革热、H1N1等各种传染病都是舶来品，非根生于本土，因此国人普遍感觉“就算天塌下来，都有外国人顶着”。而现在这个鬼病居然是土生土长的，其基于什么原因，又具体是什么状况，我们还得要“摸着石头过河”，这真叫人等不起更伤不起！

尽管我们对战胜这一恶魔充满信心，但在取得这场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前，还会有多少国人将要面临发病甚至死亡的危险，这显然仍是一个未知数。当然，笔者在这里并非为了“杞人忧天”，而是实实在在地想要呼吁解决一些迫切和必要的问题，比如患者的诊治费用问题等。毋庸置疑，H7N9禽流感是一种特殊的传染病，而我们目前也正处于特殊时期，那么，特殊的病人是否该得到特殊的对待呢？

据业内人士介绍，对于禽流感重病人来说，往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并要上呼吸机，一上呼吸机，就要抗感染，那么必须使用抗生素。现在使用的二三代抗生素都很贵，几百元一支，成人一天要注射6支；还有抗真菌的，1400多元一支，成人每天要用4至8支。这样算来，再加上其他的治疗费用，一天上万元并不新奇。

在被报道的几例禽流感患者中，个人支付医疗费用成了他们莫大的困扰，被感染者中有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乃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弱势群体，如果他们没有参与城镇居民医保，想要独立负担如此高额的医疗费用简直不可想象。但是，目前H7N9禽流感病毒的检测方法，有效治疗手段等等都尚未确定，初期被送医的病人某种程度上是医生为之后积累经验的“试验品”，而在此过程中难免会或多或少出现过度治疗，过度检查的情况，这些所产生的费用全由患者负担，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同样的问题困扰着医院。身为医疗救治单位，医院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当义不容辞地救死扶伤本，这是其本分和职责，是“医者父母心”的美丽诠释。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突发事件财政预备费主要用于突发事件的报告、疫情的监测、信息发布及一些社会工作，救治医院得到这笔经费的很少或得不到。如此一来，医院救治病人越多，透支越大，负担也就越重。

虽然如此，我们仍从以往的事件处理中看到了希望。像禽流感、SARS 这类事件,其高度传染性决定了防治不仅仅是患者个人的事, 防治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上的其他个体，公共财政投入大量资金有效应对, 可以起到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使整个社会成员受益的作用。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62条：国家对患有特定传染病的困难人群实行医疗救助，减免医疗费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43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必要资金，保障因突发事件致病、致残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另外，在资金筹集使用方面，我们可以参照国外的经验。比如，英国的“免费医疗”模式亦称全民医疗保险。政府的医疗保险资金主要通过税收的方式来筹措，同时由政府财政来负担大部分的医疗费用。政府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安排好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将医疗保险基金直接拨给有关部门或公立医院使用。医疗保险享受对象看病时，基本上不需支付费用。而日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费保障上力度大、比例高，对于应急资金各级政府分工明确，设定了科学的分摊比例，并有机的将政府、公众、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等动员起来共同抗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