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10月2日讯）：10月1日下午，长沙韶山北路省委招待所附近，环卫工刘永亮坐在树边打点滴。他是衡阳人，独自一人来长沙当环卫工近5年。数天前，刘永亮开始感冒、头痛，一直忍着。到10月1日，他有点撑不住，到诊所开了点滴。他说，去医院看病要花好多钱，请假也会影响收入，所以只能边打点滴边工作。有网友称，看到他后，再破坏市容都会觉得惭愧。

   正如知名主持人孟非所言，“这位环卫大叔或许未必需要谁来向他致敬，他和像他一样的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更需要的是最基本的劳动和医疗保障以及休息的权利。廉价的赞美和逢年过节象征性的亲切关怀改变不了他们严酷的生活”。如果不是好心人把这个环卫工人报道出来，即使他累趴下了，也许都不会有人关注，就好像看到他在路边打点滴的人绝不止一个、两个，然而真正注意到他并且稍稍寄予同情和爱护之心的人却总是极个别的人。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便是社会的冷漠和悲哀！

   当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气氛和幸福感里时，当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幻想着生活游戏人生时，当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时，一个已知天命的龙钟老态的环卫工却用自己的辛酸诉说着实实在在的平淡的生活，他不想感动谁，也不想为谁而感动，他只想用自己的双手编织好那个属于他的平实而温馨的家。这个家是他全部的希望，更是他为之终生奋斗的目标。

   为了生活，尤其是为了生存，环卫工无法也无暇感受社会主义社会工作的优越性，若干年前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论调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了，它的确可以成就少数几个高风格的劳动者，却不能让大多数的劳动者从中得到安慰和实惠，毕竟劳动者首先是谋生存，其次才是过生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和物质欲望肆流的今天，精神层面的东西已然退居二线，工作的高低贵贱一目了然，譬如总理和掏粪工，究竟谁更受人尊敬，谁更能呼风唤雨，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一个日益失去精神信仰的民族，又怎么可能还会相信“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论调？

     环卫工因为实在撑不住了，所以才勉强去看病；因为医院费用大，所以才去诊所开点滴；因为请假会影响收入，所以才不得不边打点滴边工作。他之所以这么做，绝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赢得人们的敬意，而完全是基于生活的压力和生存的需要。他不需要人们的鲜花和掌声，也不需要领导的慰问和褒奖，他需要的只是这一份不入国人法眼的工作和收入。为了这份工作，他甘愿豁出去，也舍得豁出去！实际上，他已经豁出去了！

   于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国家和社会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人们总是希望别人能豁出去，最好是不要命的工作。曾经有一则资料显示：国人相互之间其实充满着仇恨和敌意，甚至巴不得对方能在一秒之内死于非命，尽管这有夸张之嫌，却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我国自文革之后人们精神风貌的一种巨大变化。“人心不古”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笔者无意评判国人的内心世界，就事论事，愚以为相对于环卫工而言，以下几种人应该而且必须要感到羞愧！

     一、高高在上，叫嚣“把路洗得象狗舔一样干净”者。这一路人往往最擅长的就是发号施令，自己不一定有什么技能或能做好什么事情，却总是苛求他人，甚至为了粉饰门面捞取政绩，不惜榨干别人的血汗。前不久，武汉江岸城管局环卫科负责人的一席话自表心迹，言语之间充分显示出高高在上者的狂妄和无知。

   二、优哉游哉，不察民情不恤下属者。这一类人往往权力在握，说话和处置有一定的分量，于是不管权力大小，他们总是喜欢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目中无人的样子。虽然他们来自于人民群众，但他们已经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既无心也无暇顾及下属们的要求。他们或忙于各种交际和应酬，或为自己的前程奔波忙碌，或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把休息和娱乐当工作，整日里优哉游哉，又如何能体会和关心下属的疾苦？！

   三、自以为是，乱扔垃圾文明习惯太差者。这一种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成为自然，乱扔垃圾亦是家常便饭。如果有人指责其行为不当或不是，他们还会十分不屑地说，“若不是他们这么做，那些环卫工人便要失业”，如此一来，人们还应该要感谢他们呢。这种人的文明习惯不仅差在表面上，更主要的是差在骨子里。正因如此，国外很多国家都要用汉字写上一些诸如“此处禁止随地大小便或吐痰”之类的标示，只是国人不以为意罢了。  

   四、好吃懒做，身体正常却不能自食其力者。这一批人亦着实可叹、可恨，明明四肢发达，头脑正常，却游手好闲，整日无所事事，甚至连自己都无法养活。之前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不工作、不做饭、不乞讨，竟活活饿死于家中，这是一个典型懒人未必有懒福的例子，这样的人即使活着跟死了没有什么两样。若把这一批人与自力更生的环卫工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人们必然敬重后者而鄙视前者！

   文：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