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仅二十岁的神宗皇帝赵顼承嗣大统，鉴于本朝三大矛盾——阶级、民族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和三冗危机的日益加深，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此时的王安石年富力强，曾多年担任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盛名三十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曾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熙宁二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在变法前后将近15年的时间里，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军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由于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司马光当政时，最终被罢废。变法最终失败。下面笔者就来谈谈其失败的具体原因。

第一：“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知县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

    第二：王安石过于自信，刚愎自用且急于求成。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手段，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

第三：政策执行不力，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第四：排斥异己，钳制言论，用人不当。本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三不”原则，王安石对不支持变法的反对派进行了大清洗，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换上了自己的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在“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等人。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第五：领导者的决心不够坚定。在整个的变法中起到最为关键作用的便是宋神宗，尽管他立志革新，想要国富兵强，但其信心和信念却是变法成功的前提和保障。由于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流民图》的出现，让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更曾将王安石直接罢相。到宋神宗逝世之后，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此前的新法便在元祐初期全被废罢。

一番变法，让朝廷的财富堆积如山，要专门新建五十二座财库来存放。而老百姓的境况如何呢?让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济贫乏”的青苗法，本来是一种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但实际操作下来却演变成了很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到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个大跟头。“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绝大部分的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

不可否认，王安石具有高尚的人格，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不愿坐轿的宰相，又是唯一拒奢华、拒纳妾的宰相，还是惟一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但是，这种人格的高尚与民心的向背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一种变法，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涣散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解决一个“以民为本”的根本问题，它只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文：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