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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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小编艺术圈 |
分类: 人在帝都 |
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辞职,因为我很拖拉,也很能忍。那日凌晨,当主编声嘶力竭地对着电话喊:“你难道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天哪,你这样我都可以开除你!”我听着,只是一味的“嗯、喏”。当别人对我越生气的时候,我就会越平静,同时开始走神。挂上电话后,我笑了笑,以为睡一觉我又会回到ART。
但凌晨1点多我给主编写了一封辞职信。敦敦说你没必要在那浪费你的青春,你是自由的。鳟鱼哥问我,觉得很戏剧性是吗?不要迷失你自己。
ART是一个艺术类新媒体平台,做的是艺术报道。记者们最常跑的是各种艺术馆的开馆、各种展览的开幕式、各种艺术类论坛和讲座。在实习第四天的时候,我跟着鳟鱼哥跑了个开馆展。在展览现场,鳟鱼哥边干活边支我给他拿点吃的,然后他一个人吃掉了三个小蛋糕和两杯果汁。鳟鱼哥是直接带我的老师,微胖,有胡渣。鳟鱼哥以前不是胖子,瘦的时候他真是一个大帅哥。鳟鱼哥说有段时间他天天加班,于是他买了一堆零食堆在办公室,只要他累了,就把椅子转过来,不断往嘴里塞东西,结果吃成了个胖子。
在晚宴上,艺术界不少大佬都来了,而我和鳟鱼哥聊的话题只是:“这个好吃,你尝尝”。那时只有一个感觉:我不是艺术圈的。
从10月19日到11月19日,我在ART刚好呆满一个月。
ART的办公室弥漫着一种浓重的艺术气息,或许是因为办公室里的人多多少少都与艺术圈沾点边。他们大多是艺术学背景的海龟,看得懂博特罗的胖子,听得懂小野洋子的即兴嚎叫。而我啥也不懂,大多数时候我只能默默做微信。这个时候鳟鱼哥就会告诉我,别担心,他们嘲笑你不懂艺术,但他们不懂媒体。
作为一枚微信小编,我每天到办公室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问主编:“今天有哪几条内容要上”,此时内心的OS是“少一点少一点最好两条就够了你发五条大家都不看的好吗?”然后等主编在一天中任何时段随时随地丢给我一条两条三条乃至五条稿子,这种漫长的等待把我圈在电脑前,一点点把我的耐心与精力消耗殆尽。作为一枚“高大上”的艺术类微信小编,我还需掌握PS“批处理”技能。主编说了,艺术家的作品比文字更重要(为毛我呆过的新媒体都只要图图图图)。基本上每条微信内容都有20+图,听说最高记录达到90张图。我还算幸运,在我掌管微信的时候最多手动插过40+图。我一边重复机械粘图动作,一边念叨:点开那么多图流量就刷刷刷地跑,谁点谁傻……
当我在埋头苦干小编工作的时候,我总会听见办公室里鳟鱼哥粗重的呼吸声。鳟鱼哥每天都戴着帽子来上班,上班的时候会把帽子脱掉,然后把头顶的头发扎成冲天辫开始工作。鳟鱼哥说他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实习第一天他就对着电脑跟我说要改空格改标点。他说了,作为一个责编要为你的版面负责。
因为我写了一篇还不错的稿子,主编决定派我独立采访一个开馆展。
我习惯了看画的时候画者不在场,当他们在场,我却不知该置他们于何地。于是采访的时候我问了一知名艺术家一个很蠢的问题:“如何理解您的作品云云?”该艺术家是这样回答的:“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这要观众去解读”。果真是艺术脱离了艺术家就成为了独立的作品?看着艺术家站在作品前,观众只惊叹一声:“啊,这是您画的啊,我能跟你合个照吗?”我想艺术家是尴尬的,他也是孤独的。
艺术圈的采访看起来总是光鲜亮丽,标配是:一个隐晦有无限引申义的题目+室内或室外满当当的甜点、红酒、橙汁。那天我在空旷的展厅里来来回回绕了五六圈,拿着我的咖啡,看着身边高逼格的圈内人士举着红酒优雅地闲谈。我穿着我的棕色毛呢,戴着我那被舍友吐槽的围巾,在温热的空间里冒汗,假装优雅。敦敦说,去哪儿不好,你干嘛去艺术圈。鳟鱼哥说,你留下来是因为你的虚荣所致。
艺术圈并不如它看起来那么的高大上。我常常接到各种广告软文,我的职责是要把它们改得更软一些。在我到公司的第二天,各路名家的画堆砌在办公室里,以鳟鱼哥为首的男性劳动力全被叫去搬画。这些画先是被拆卸掉包装,然后像选嫔妃一样被送到大boss屋里,落选的画又被抬回来,被重新包装遣送回府。有人说,大boss不懂艺术,这是多好的画啊。我还没来得及欣赏这些好画,它们就被泡沫紧紧包裹起来,像商品一样运过来运过去。
对于鳟鱼哥而言,工作只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艺术圈的浮华跌宕与他并无太大关系。他因而反对我们加班,一下班就赶着我们回家。我跟着鳟鱼哥搭过几次顺风车回学校,他总是一坐车就睡着。清醒的时候就跟我讲他的故事。他说鳟鱼妈曾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他说那时候她天天去超市给他的小屋添置很多东西。有一天鳟鱼妈回去了,鳟鱼哥觉得屋子里突然空了,然后他也去逛超市。“逛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她,‘妈,有你在身边还是很好的嘛’。”鳟鱼哥说他有一个女友,但她不在北京。鳟鱼哥说了,等他赚够了钱,他就要回去买房子。他们已经看好了房子,依山傍水,是小别墅。鳟鱼哥还说了,北京对于他只是一个办公区,“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北京了,我要和女朋友去菜市场买东西”。
那天计程车使过天桥的时候,鳟鱼哥指着远方的灯光告诉我:“那是2002年,我还没正式来北京,我就住在那”。我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想起2012年我第一次来北京面试,也是坐在计程车里,也是同样的季节,也做着美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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