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我在北大人大旁听的日子之遇见“大神”
(2015-10-25 15: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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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夏可君人大旁听 |
分类： 人在帝都 |
或许是由于人大比北大近了那么一点，也或许是因为人大进门不用查证，我去人大旁听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北大。那时我还不认识人大的莉莉，那时我也还不知道东区食堂，我就这么奔着孙柏老师的课开启了我在北京的旁听之旅。
在那个秋冬的午后，孙柏总会打开窗帘，让阳光照在他发际线略高的头顶上。他给我们讲电影，不知为何，他在黑板上写“pen
is pennis”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柯倩婷。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奥德赛阶梯，爱上了基耶夫洛夫斯基的主观镜头。一年过去后，印象最深的却是他讲起他在医院遇见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医生的段子。
一年以后，我在校园里遇见了穿着羽绒服多了很多白发的敦敦，他说，人大太丑了，中大多好；一年以后，有时下课莉莉会在三教的门口等我，然后领我吃遍宇宙无敌中关村；我也习惯下课后奔往东区二楼食堂，要一碗馅儿多皮儿薄的抄手，或者点一份叉烧鸡肉双拼加一份广式糖水。如果去留学生食堂的话，我喜欢点一碗热腾腾的鲜虾云吞，人大的广东菜做的比中传的好，有它们陪伴我就不会觉得孤单。
如果说我在北大的记忆总是停留在太阳初升的清晨，那么我在人大的记忆更多被由白变黑的午后与傍晚所填充。
知道夏可君是因为他曾在中大呆过一段时间，他离开中大的原因是“广东太热了，让人没办法思考”。第一次去听夏可君的课，因为他语速太快，完全跟不上节奏。笔记里常常记着记着就出现了缺字、或是拼音，比如“shi”（第二声）体，后来才知道是尸体。夏可君走的是后现代路线，蓄着一小撮下巴胡，黑框眼镜，穿着永远时尚前卫。他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学者，有时会抱着几幅画给我们欣赏。他觉得我们听不懂他的课，说得最多的就是“你们怎么又忘了”，然后摇摇头，陷入了孤独的思考。但他很快又会平复心情，说：“女孩子嘛，不能什么都不懂，懂一点就好了”。在夏可君的课上，你永远不会想打瞌睡，因为他语速快，同样的时间吞吐的语词量是其他人的好几倍，这让你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看他讲课的脸。他讲课的时候像打了鸡血似的，激情四射，但他身上又有一种沉默，那是和老魏一样找不到人对话的孤独。他带我们解读海德格尔，看贾科·梅蒂的雕塑，他说：“你们处在如花似玉的年龄，却连一朵花都不会看”。至少，我现在会看一点了。
刘小枫总是喜欢把他的课安排在每周五的下午，似乎故意以此来考验他的学生的忠诚度。每周五还不到四点钟，我就会提前到达教室摆好东西占座：他的课堂永远是人满为患。在上课前5分钟左右，我便战战兢兢地走向讲台，在上面放了录音笔，不敢看台下一眼。我总是觉得，这教室里“古典班”的同学是高人一筹的，至于来旁听的多半是学识渊博的人，而我这等眼界浅显的渣渣，若不是因了老魏的熏陶，也不会坐在这里。当刘岩问我：你怎么对刘小枫感兴趣？“我的回答是：“因为我要帮我的舍友录音”。
一开始上刘小枫的课，我的感觉兴许与后来的安琪等人一样：这和高中历史课没啥区别嘛。那时我老要跑神，眼睛瞟来瞟去，研究周围讳莫如深的人群——像刘岩这种背个电脑从头到尾一字不漏速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总是从某个研究室或者单位赶过来，穿着随意，但思想深刻。在教室最前排坐着的永远都是古典班的班长和他的女朋友，上课前帅气的班长总会擦黑板和测试话筒。与古典班班长相对称的位置，同样坐在第一排的还有刘小枫带的女博士夫妇，他们总是穿着一样的条纹毛衣，也常常带着同样穿条纹毛衣的儿子来上课。那天她儿子坐在我前面，我偷看了一眼，他的大头儿子不顾周围环境，只认真地对着竖排的笔帖练字，这真是一个学术家庭。还有那个留着一头橙黄色中短发、穿着复古咖色毛衣的北大男生和他的哈利波特眼镜朋友，他们代表了这个教室里最潮的一群精英：荧光笔、复古挎包、瓶装雀巢咖啡，他们私下里聊的话题是“你什么时候去美国？”“那个项目申请的怎样了”云云。
是啊，与其说我是来听课，不如说我是来“看课”。我习惯选择前排偏右的位置，这是我经过无数次测试之后发现的好位置：这能确保在完整的一个半钟头里我都能看见刘小枫。还在中大的时候我听课就一定要盯着老师看，用海德格尔的话讲，这是在追求一种“在场感”。套用贺希荣的话，刘小枫坐在那里，正如神坐在那里。我膜拜他，要在远方看着他。我想这是一种类似仪式的东西，有时候我听完课出来，走出公教门时会有一种恍如隔世又豁然开朗的感觉，刘小枫的世界总是与现实有一定距离的，也是具有一定蛊惑性的。他讲了什么我或许并不理解，关于民主、自由、专制，这些都很带感。多年以后，我或许会忘记在刘小枫的课上我听到了什么，但不会忘记他讲野史般戏谑的方式、他可爱的四川口音、他翘着二郎腿的老北京布鞋、他看材料时爱眯右眼撇右嘴的习惯，更不会忘记，那沐浴在神圣殿堂里如沐春风的午后、人大广播里环绕的清澈的周五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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