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我在北大人大旁听的日子之“黑色星期四”
(2015-10-10 19: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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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车槿山旁听生 |
分类： 人在帝都 |
下午的图书馆很暖，我照常坐在四楼阳面中间的位置，阳光照得我出了汗。这让我想起北大早晨八点多的阳光，想起它照进我的托福单词本的形状。
一直到现在，每到周四我都又惊又喜。冬日里，早上6点20分的闹钟会准时把我叫醒。我和往常一样拉开窗帘，外面的天往往是黑色的，如同在深夜一样。等我洗漱完毕，天略见曙光，我就急急忙忙到楼下吃上6点半开餐的第一顿饭。由于起得太早，往往没什么胃口，一个奶黄包、一个水煮蛋、一碗小米粥就够了。可是粥总是很烫，我于是一边咬着温热的奶黄包，一边紧张地瞅瞅手表——必须在7点的高峰期之前赶到地铁站。我通常在6点50分的时候走向地铁站，然后打开手机，开始播放托福听力。外面的天变成了灰白色，如果天际有几道白光的话，那就是大风吹过的痕迹。
最让我讨厌的不是挤地铁，而是走引流通道。在7点半到9点半之间，四惠站的快捷通道是封闭的，所有的人都必须通过这些迷宫似的由冰冷栏杆围成的路径，当我跟着众人步履急促地不断绕圈绕圈的时候，我总是想象自己是清醒的，而不是迷茫北漂人群中的一个。站在1号线的始发站点，即便我不屑于与其他人抢座位，但眼瞅着那列车呼啸而来，我的心还是要激动那么一下。在一小时的路程里，我通常在打瞌睡。每隔两分钟耳边就会传来报站的声音，和我的托福英语搅和在一起，把我唤醒。地铁里到处是为了工作而疲惫的人，我努力伪装起来，假装是他们中的一个。
8点10分左右，我从北京大学B口出来，走到北大东门。这学期以来北大的安保查得严，出入都要查证。我讨厌被查，于是我昂着头走了进去。保安并没有拦住我，这让我感到得意。迎面有许多人走出了校门，而我径直走向了二教。第一次到二教时，我惊异于这栋里由内而外散发的爆米花香气。莫非它是一栋爆米花工厂？顺着这股味道，我找到了后来固定光顾的二楼小卖部。我将东西放到教室后，便揣着我的单词表来到楼梯拐角处，和周围不知说着哪门语言的北大人一起晨读。北大教学楼的楼梯处到处都是凳子，但每一处的风景都不同。我比较喜欢向东的那一面，早晨会有阳光照进来，让人感觉很温暖。9点15分左右我朝着小卖部的方向走去，由于早餐吃得早、中午又得12点下课，我选择在这个时候买一根玉米，旁若无人地坐在二教楼梯拐角处啃着，旁边放着被太阳照得炙热的单词本。
车槿山老师似乎对周四有特别的偏好，连续四个学期，他总是喜欢把他的课安排在周四上午第三四节。当然，我在“黑色星期四”遭遇的一切，只为了见他。当车老师10点10分来到教室上课时，周四早晨的早起、黑色天空、恐怖地铁给我的忧愁就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如车老师笑容一样温暖的记忆。车老师照旧脱下他的外套，然后不断抖肩膀，将眼镜推上额头，看着他的教案，发出“嗯，喏”的声音，最后拉下眼镜宣布：“好，我们上课”。
从法国理论讲到叙事学，再到现代小说研究，我一直都是车老师的忠实粉丝。他上课很爱笑，他上课给人的感觉就是从头到尾都在开玩笑，“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想写鲁迅，我一听就很害怕，鲁迅是谁来着？”但他的忧郁与深沉都埋藏在他的笑容里。
我爱车老师，我很爱听他的课，即使整整一堂课他真的就是在跟你吹水讲名人轶事：“维特根斯坦经常半夜三四点到老师罗素的屋里，在他床头坐着，也不说话。罗素每次都被惊醒，然后天快亮了，维特根斯坦一摇头就走了”。当然，我更爱听他讲巴尔特与《S/Z》，可写文本不可写文本，这种反复的缠绕总会总能把你引向一片高地。我也爱听他讲德里达，打破中心，没有中心，那种感觉好比你钻进一个很深的洞口，然后豁然捅破眼前的黑暗。我也爱他讲叙事学，听的时候我会和他一样发出“嗯，喏”的声音，我感觉我的心不时被撞击着。
我听他讲的最后一篇小说是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也叫《寒冬夜行人》)。车老师说，卡尔维诺是在用小说创造文学规则，用文学游戏拯救文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文学不是求真，不过除了审美的作用，文学还可以用来丰富你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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