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老了。

尤其是母亲，最近两年来，看着她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样子，这让我和姐姐很心疼。

时间一年一年地向前走着，我们也开始苍老下去。

我总是想起母亲跟我说起她年轻时故事：我的姥爷、姥姥都不识字，浑浑噩噩一辈子，总算把母亲培养成了“文化人儿”。

母亲19岁，开始在村里的一所小学教书。那一年，在晚秋瑟瑟的风中，母亲换上一身崭新的衣裳，站在村口，迎着北边走来的青年，羞涩地不敢抬头看。

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姥爷和姥姥把母亲看得很紧，19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两个老人仍不肯放手。“除非他肯入赘”——母亲高中毕业后，我姥爷便把这句话撂了出去。

经人介绍，父亲一反常态，亲自登门相亲后，毅然答应了姥爷提出的所有条件。第二年，父亲托关系帮母亲调动了工作，姥爷全家也随着母亲一起搬到父亲给他们盖的新房里。

母亲22岁时嫁给父亲。在当年时兴早婚的那个时期，他们俩算是晚婚。正值创业的梦幻年纪，他们结婚后，父亲也进入母亲所在的学校教书，两人还被分到同一个年级，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

“你爸是咱村最好看的男子汉……”我上小学的时候，姥姥在我面前总这样夸奖父亲。母亲听着这话，半收半隐地笑。她的笑意，就像一块刚出锅的碱水馒头——在我的印象里，这是母亲极少见的没有戾气的时刻。

母亲说，当年他与父亲的婚姻，一直被十里八村传为佳话。虽然，难以改观的贫穷，几乎陪伴了父母所有的年轻时光，但是，作为他们的孩子，我能体味到父母被烟火、油盐和毒辣日光所腌晒的各种滋味。

我长大后，很多次看到母亲独自一人躲在屋子里揽镜的场景，看着她发不出半点声音，我才猛然意识到时光竟会这么可怕。

偶尔翻看老照片，看到母亲初嫁时，明眸皓齿，长发结辫，温润如瓷的脸庞，自信干练的笑意，看着那个在花季里冲我浅笑的她，我总是想起，母亲这一生的经历，对我而言，不单让岁月变得愈发蹉跎，也使我隐隐揣摩到她这一生的失落。

我年少时，确实对她缺乏体恤之心；如今，她老了，我被母亲饱经沧桑的身影，提醒得心惊胆颤。有时候，突然想起未来用以陪伴她的时光是这么有限，便倍感不安。

再说我的父亲。

我奶奶一共生养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父亲排行老五。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才9岁。他初中毕业那年，奶奶的突然离世，让父亲成为这世上“只能靠自己”的那一类人。

父亲和母亲新婚不久，便从只有伯伯和叔叔的那个“家”搬离出去。一只土锅，几桶米，两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仅凭这些，开始了自己的谋生之路。

分家那天，母亲站在窗子前，在依然鲜艳的红双喜下，面对家徒四壁而又无限迷惘的新生活，她揽住父亲的胳膊，只是笑。

笑，这是一个多么年轻而又乐观的符号啊！

如今的我，多么希望生活的笑意，能陪伴父母永远走下去。

第二年六月，母亲怀上了我的姐姐。正赶上收麦子，母亲挺着肚子下地帮忙割麦。正午毒辣的日头底下，她眼前一阵发黑，昏厥过去。过了好大一会儿，母亲挣扎起来，穿过苍茫的田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家。

母亲推开门，父亲怀抱收音机。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正悠哉悠哉地听广播。那一刻，他被母亲撞到的是躲都躲不过的难堪。

也就是打从那时候起，母亲总是因为干不完的农活儿，和父亲吵架。有时候，闹到两个长达半月互不说话。

小时候，我时常看到姥姥坐在母亲的床前，低声细语地劝慰她，并且勒令父亲给出承诺，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去挽救我母亲的心碎。

那年秋收，因为母亲怀孕，父亲独自一人要干完几亩地里的农活儿。常常从晨光熹微，一直忙到暮色四合。母亲也总是拖着笨重的身子去喊父亲吃饭。有好几次，她都看到这个原本可以不这么拼的男人，无限疲惫地靠在麦草垛上，发出沉沉的鼾声。

对于下田干活儿这事，尽管父亲一直心存不甘，但是，在母亲的强烈坚持下，我们家的几亩责任田，每一年的春播秋收，都赶在别人的前面。

母亲曾说过，起初那段时间，她和我父亲除了因为干农活儿拌过几次嘴之外，她一直坚信，这辈子或许真没有其他什么别扭事儿了。

直到后来，我反复听见母亲在外人面前说到这句话——“看在孩子的份儿上......”冥冥之中，我甚至意识到，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他们所有的翻脸，都是在暗地里开始的。至少，那时候的我，一直都搞不懂，好端端的两个人，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彼此越发沉默了呢？

我自然不知道，母亲话里另有所指。只是感觉父母的关系越来越僵，也让人越来越不放心。

姐姐两岁后，母亲生下我。

因为我是男娃，父亲把他的第二个孩子看得格外重要。欢欢喜喜地庆生，又大张旗鼓地办满月酒。母亲说，那段时间，父亲天天抱着我，走门串户地炫耀，上蹿下跳的高兴劲儿，简直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我满月后，父亲特地磨了一担糯米，让姥姥做了满满一簸箕的“庆生粑粑”，亲自撒上红糖和熟芝麻，挨家挨户给邻居们“送喜”。

1985年，我终于长到能跟父母说话、疯玩的年岁。村庄的河沿上，大片大片的芦花，肆意翻飞，在清冷的秋日午后，大地就像被染白了头。我骑在父亲的肩膀上，举着长芦苇，跟他一起手舞足蹈边唱边跳，不知不觉，又迎来了我的新周岁。

那时候，每年过周岁，我始终没听说过所谓的生日蛋糕是什么东西。窘迫的生活境遇，在父母两人互相对峙的那个“小时代”里，让我本该无限轻松快乐的童年生活，消减了不少幸福感。

即便是这样，我和姐姐每一年过周岁时，母亲总会在灶台前像是过节一样的忙碌一阵子后，端出几个毛鸡蛋、几块椒盐馍干，随手放到院子里的石桌上，为她的两个孩子庆生。我和姐姐推搡着、欢跳着，争着抢着，就把“吃毛鸡蛋、啃馍干”的生日给过完了。

当年，母亲用自己的青春和爱意当佐料，在贫瘠的生活缝隙里，烹制出的生日盛宴，至今都能让我记起那种最纯粹的、偶尔可得的幸福味道。

夏天的夜晚，母亲坐在竹床边，一边给我们赶蚊子，一边讲故事。听她讲《三国演义》、《白蛇传》，还有《孟姜女哭长城》，每一个故事里，都有那么多真英雄。

印象当中，自打我记事儿起，父亲和母亲之间的话就越来越少，尤其一家人围着圆桌吃饭的时候，全家老少全都缄默不语，至今想来，都让人心头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