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一则“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一些代表委员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境况和心态。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称，中等收入群体是成熟社会的中坚力量，现在却陷入了群体性焦虑。（3月13日《北京晨报》）

     让我们还原一下“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的真实背景：小姚在北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每月收入约7500元，扣除五险一金和个税后，每月实发约6500元，再除掉房租、伙食费和交通费等生活必需开支，每月积蓄不到2500元，他说生活在北京没有安全感。租住在蜗居，出门挤地铁，买房是奢望……小姚的感慨引起许多上班族的强烈共鸣。为此，政协委员崔永元也认为自己每月薪水过万，但是赚钱不够涨价快，有钱难有幸福感。

    我觉得，上面所讲的小姚的月收入虽然也算中产阶层，但是其在中产阶层中算是高收入者，而崔永元这种月收入达到一万以上的人，应该列入高收入群体，这二种人在北京绝对算少数人，其实大多数中产阶层月收入应该在3000-5000元左右，拿他们两人收入来说事，有夸大中国中产阶层平均收入之嫌。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我国的中产阶层为啥没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首先，生活成本高导致中国中产阶层没有安全感。近年来，我国物价持续上涨，CPI也多次创下新高（真实的通胀率则更高）。随着每一次物价的上调，如成品油、出租车、食品、服装、房租价格都在轮番涨价，使得城市中的上班族的生活压力陡然增加。上面讲的月收入7500元的小姚，每月积蓄虽然还有2500元，但是在负利率和国内投资渠道狭窄的情况下，要不了几年其真实的购买力将大幅缩水，所以面对物价高涨，生活成本高昂，且资产缩水的现况，中产阶层当然没有安全感，更别奢谈幸福感。

    不仅如此，虽然我国自2011年9月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至3500元/月。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一部分民众的负担，但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实际受惠有限。我认为，单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所牵动的只不过是个人所得税11个收入项目中的一个项目——工薪所得，除此之外其他项目都没有触动，不能有效发挥通过减税来降低民众生活成本，剌激消费的作用。所以，应该在提高个人起征点的同时，降低包含在产品中的间接税种（如增值税、附加税、营业税），并向收入偏低的工薪阶层减少扣除五险一金的比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民众收入、剌激消费。    

     再者，我国的中产阶层的收入近年来尽管有所提升，但是普通工薪阶层的支出大多花费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对于房奴、孩奴、因病致贫的现象的存在也在挤压着民众的幸福感。显然，没有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也会使得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变得极其脆弱，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增添生活的焦虑感。

     美国的中产阶级，同样也存在着生活不易的现象，但是却不会产生群体性焦虑。发达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了中产阶层的后顾之忧。美国的绝大部分公司都给雇员提供医疗保险，就连几个人的小公司、店铺，一旦入职，医疗、牙科、眼科、人寿险等保险一应俱全。感冒发烧化不了几个钱，孩子读书，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免费，读名校当然价格昂贵，但是可以通过助学金制度或勤工俭学等途径让孩子们完成学业。即使贷款买房，美国政府也规定，个人月供不得超过工资的30%，超过部分可享受政府补贴。我还是认为，中国的医疗、教育、住房绝不能完全市场化，应该给民众有一个托底保障。

    最后，生活成本增加只是民众没有幸福感的原因之一，关键是许多人在诸多压力下心理出现了问题。由于我国社会各阶层已趋固化，某些人靠关系、靠“拼爹”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提拔，“一夜暴富，好逸恶劳”充斥社会，积极进取成为笑柄。当许多年轻人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也看不到上升空间，更看不到希望，焦虑自然如影随形。不过退一步讲，城市中的中产群体还要如此焦虚，那身处底层的农民工、缺乏技能的工人，他们岂不更要焦虑了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中产阶层群体心态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缺乏社会基本保障的托底、真实物价的飞涨和财富的缩水，再加上即使努力也看不到上升空间，这三大原因造成了中国的中产阶层即使收入尚可，但仍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之中。虽然中国GDP规模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我们的中产阶层的幸福感指数恐怕远远没有跟上来。对于政府而言唯有努力打造“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社会才能更加稳定，而中间阶层就是社会的中坚。所以政府除了要严控物价，作为长期的工作重点来抓之外，更要努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结构性减税来减轻中产群体的生活负担，最后打通社会各个阶层的通道，让每一个年青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都可能通过努力，看到自己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