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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所以福布斯杂志最近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把中国列为全球第二很不恰当。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计算，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6.4%，2009年为25.3%，而2009年世界各国平均水平为36.4%，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0.8%，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32.9%。所以福布斯指数不能反映国民总体税负状况。

      这位负责人还介绍，从人均财力水平来看,我国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2010年我国人均政府财政收入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66美元，而根据预测，2010年，美、日、德、法等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都在14000美元以上。如此看来，为啥发达国家税负如此高，却往往被纳税人拿出来作为典范？中国税赋如按财政部所说，并不算高，为啥遭民众普遍抱怨？

      官员统计数据存在口径误差

      老百姓对宏观税负的理解和官方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官方所讲的2010年宏观税负为26.4%，其中只是税收占GDP的比重，如果把非税收纳入进来，譬如土地出让金等，就肯定超过30%。如今计算我国的宏观税负，有小、中、大三种算法，小口径只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预算内收入，而大口径也就是全口径计算政府的全部收入，其中政府全部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税收总和。如果从大口径宏观税负来算，将远远高于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所以，我们老百姓感受到税负重，是拿大口径税负标准来衡量，而政府公布的一般是中小口径的税负，给人的印象当然不会觉得很高。

     根据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以此为标准，更结合我国2009年人均GDP3700美元，我国目前的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显然过高，民众的税负痛苦指数当然不会轻。

     税收和福利严重的不匹配

     如果民众税负重一点，但是政府在福利方面投入很高，那么民众的税负痛苦指数连续四年位居老二，正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现在我们从财政支出视角看我国宏观税负的话，福利与税收是不匹配的，究其原因是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还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尽管，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边际税率高于我国，但由于他们的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比重非常大，公民可以享受到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任何公民当他听到，这个税收上去，最后一大半都用在社会福利改善上，当然不会有人想过要拒绝交税。

    我们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著称的北欧国家丹麦为例，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性支出（含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0.25%。另外一些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也分别高达68.84%、58.73%、56.73%、57.11%。并且我国周边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公共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也高于我国，由于“高税负”产生“高福利”，这些国家中的公民并没有对自己国家的税收政策产生很大的反感情绪。

    相反，我国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占财政支出的这一比重相对偏低，2007年我国这方面的数据累计不足30%。2009年中央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水平分别为7.63%、2.7%、4.52%，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也就是说我国的纳税人发现，他上交的税赋都用在了行政费用支出上，都用在了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之上，而投到社会保障福利方面的资金相当有限时，自然会产生一种痛苦感。其实，如果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做得更好一些，让有了民众没有后顾之忧，我国的内需也会扩大，届时政府也根本不用过度的通过低效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个税主不应全由工薪阶层来承担

     尽管个税起征点从9月份起上调至3500元，但是普通工薪阶层占缴税总额的70%以上，而应该负起更多社会责任的富裕阶层所缴个税的占比逐年减少，因为像高收入的私营企业主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避税。而在美国10%的富裕家庭承担了七成的个税税负。也就是说国外的个税主要由富人承担，而在中国的个税虽然有所改善，但还是以工薪阶层缴纳为主。富人可以避税，工薪阶层无法避税，民众缴税的痛苦指数当然会上升。如何做到公平公正的征收个税，是决策层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

     财政收支要公开透明

     现代社会条件下，约束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约束政府支出。通过约束政府支出，才能使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乃至国家治理方向等等，置于人民监管之下。而约束政府支出的前提就是，预算要公开，财政要透明。公共财政应是服务公共利益，增进人民福祉的，倘若人民无法有效监管财政支出情况，公共利益很可能因之受到损害。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的投入往往不足，另一些领域的资金却总是能得到充足保证，而且它并不仅限于“三公”消费。

　　如果当纳税人发现自己缴纳的税负没有知情权，也不知用到何处时，他们的痛苦感也会上升，因为怕自己的血汗钱被滥用。所以，我认为包括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内的公共财政支出，都应该公开透明，更应该避免发生人大代表无从知情、全国人大难以有效监督的情况。唯有这样，中国民众的“税负痛苦指数”才能降低。

    财政部负责人认为：中国的税负在世界上并不算高，所以中国民众没有像福布斯说得那样“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但是，由于财政部的数据口径，与民众的口径不一致，导致在感受上存在一个差异。况且作为财政部官员应该对此多加反思，而不是反驳，因为如今无论从税收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税收开支透明方面、个税的缴纳公平性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都还有很大差距！福布斯的税负痛苦当然不能作为判断税负痛苦与否的唯一标准，但是减轻民众税负上的痛苦，却是决策层应该实实在在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