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9月中旬公安部公布破获跨省地沟油大案已有一个月的时间，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10月11日透露，目前征集到的5种地沟油检测方法不能作为地沟油的有效判断手段，有关部门将再向社会公开征集方法。近年来，从“毒奶粉”、“瘦肉精”到如今的“郭美美事件”、“染色馒头”等，有人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道德滑坡、诚信大面积缺失的时代。

     目前中国的诚信问题，从三个层面来讲，即国家主权信用、企业信用、自然人信用，换句话讲是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而如今这三大诚信体系都不同程度的出了大问题。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诚信不但在滑坡，有些方面甚至到了极其糟糕的地步。

    社会诚信缺失首责在政府

    中国社会诚信之所以缺失，政府难辞其咎。以政务诚信为例，2010年初以来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就拿官方现在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的通胀率已经涨到6.2%（实际通胀率肯定在8%以上），而一年期的存款基准利率只有3.5%。尽管不时有央行高官出来表态：要切实保护储户的利益，不让储户手中的钱发毛。但负利率的严重情况却始终得不到改善，这使得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的冲击，如果这种负利率状态继续扩大，就有可能较大地损害国家的主权信用。更使通胀难以真正有效得到遏制。

     所以中国的诚信危机缺失，就是政务诚信起到了不良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即是社会信用体系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更是无从谈起。具体而言，政务诚信又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公务员作为政务诚信的制订者和体现者，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道德的基本要求，更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承诺和履行的义务。目前，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比如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经济适用房硬指标，欺下瞒上拿在售商品房充作经济适用房。又比如，个别地方公务员在经济适用房建成后，率先入住，抢占本该用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指标。

     当前，各级政府如何更好的做好地方规则，然后按此规则去执法很重要，中国政府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转型过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经常错位，有时既当裁判员又当球员的事情时有发生。可是在每个地方政府尽力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没有很好的公共政策可以让地方政府将得到的利益真正的“惠泽社会，服务民众”。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权力集权的问题，基本做到了权力到哪里，监管就到哪里；钱花到哪里，审计就跟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很好的制衡。所以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加大政府的诚信度，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舆论监督则是最关键的环节。

     企业和民众的诚信缺失引发社会道德危机

     最近发生的温州一地居然有90多位老板因欠下高利贷无力偿还，在短时期内集体卷款出逃，要知道有的企业家已经是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本应该在民众心中起到一个道德的表率作用，但是他们不讲诚信的一走了之，不去思索如何解决问题，而是遇到问题刻意回避，这就是企业家的严重道德缺失。还有央企海外投资亏损几乎都是由国家埋单，由于缺少刚性的问责制度，央企领导人很少为此承担责任，最多是职务平调或者记过处份而已。如此互为因果，循环往复，国家投资的风控制度形同虚设。

    不仅如此，当今学校对孩子的诚信教育如今已大多流于形式，缺实质内容，而且学校本身的诚信缺乏的问题也由来已久。比如教育官员腐败、学校违规收费、顶考和作弊、择校过程中金钱交易、逢年过节家长要给老师送红包。如果在我们的教育者身上已经丧失了诚信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丧失了用制度维护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基本理念，那将给教育本身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学校缺乏诚信、道德标准，学生就难以把诚信当作自己的道德准绳。

     社会诚信缺失会带来什么危害？

     诚信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石之一，诚信缺失则会加大社会的运转成本，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它必将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造成国家形象的缺损和公信力的下降。 甚至造成整个社会的道德缺失和沦丧，影响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严重污染社会环境，进而迫使一些诚实守信者改变初衷，随之同流合污。前些日子，深圳拟立法保护老人跌倒伸手救助人的合法权益就是很好的例证，不然诚信会缺失到一个没人敢做好事的地步。

     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建立；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但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只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那肯定会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

     我认为要改变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政务诚信的问题，只有政府严格执行诚信了，并把社会诚信规则订好，社会的诚信体系才会慢慢建立起来。2010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就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口号。我认为，这句话非常到位，有着鲜明的指向和针对性。“权为民所赋”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权力的来源和基础问题，即政府的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权为民所用”要解决的是权力的目的和归宿问题，即政府的执政权力只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前者是前提，决定和约束后者，而后者结果体现权力的性质，并反作用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