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宝哲 

                正确认识祖父舍生取义的刚烈壮举

    我没有见过祖父，当我1938年1月3日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祖父已于十多年前故去了，我只能从现存的稀有的两张早年照片中去端详他老人家的慈祥面容。听老辈人说，祖父是于河南遂平县长任上吞金自尽的。及至长大后才弄清：曾祖冯仲明系蒲城县东南乡之有名乡绅，育有四子，分别名益文、焕文、炳文、蔚文。祖父为长子(1875～1926），字焕堂，是前清的秀才，早年师从北岗州村赵毅，与岳维峻、蔚靖候等均为同窗，1891年曾受教于关学大儒、清末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三原贺瑞麟，民国初年曾出任蒲城县财政局长。1924年随岳维峻参加国民革命，1925年4月，岳维峻继胡景翼任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军务督办，祖父被委任为河南遂平知县，未及数月，岳军即遭奉、直两军夹击，10月吴佩孚在武汉宣布东山再起，1926年1月派寇英杰围岳军蒋朗亭部于信阳，2月又围遂平。祖父此前已安排当时随任的四弟蔚文携家眷(包括我的五叔父、父亲以及大哥、二哥)绕道返乡，自己却留了下来。直至吴兵围城，确实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他竟选择了吞金自尽的道路。搬尸回陕时据老人讲，沿途均设有路祭。

    过去我一直认为，祖父作为一个满腹经纶的读书人，糊里糊涂跟着老同学卷入到军界的权力纷争之中，只当了不到一年的小县长，便搭上了一条性命，牺牲得实在不值！随着《民国三十七年蒲城县志稿》的出版，从其中所反映的有关祖父的记载来看，以前囿于信息的贫乏，我实在是曲解了他坚守使命以身殉职的壮烈意义，是对他老人家的大不敬。据《民国蒲城县志稿》第196页记载，祖父曾于民国七至九年出任蒲城县财政局长。该《志稿》第635页“人物志·忠勇篇”中有这样的介绍：“冯益文，字焕堂，清附贡生。为人质直好义，事亲以孝闻。民国初年被举为县议会议员。遇事敢言，刚正不阿。后迁河南遂平县知事，政绩颇著。洎豫中事变起，邑令闻风多弃城走。或劝益文去，曰：‘吾为守土之官，当与城共存亡，去将安之？’城陷，被执不屈，遂仰药而死。”该《志稿》第737页的“民国军政人物名录”的县长条目中还有“冯益文（河南遂平，卒于任内）”的记载。这些资料足以说明祖父是在明知有险的情况下，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定信念视死如归而慷慨赴义的。要了解其舍生取义的伟大意义，这还需要从当时“豫中事变”在全国的大背景说起：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共和成立，清室退位。不幸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夺。从此，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无宁日。袁世凯死后，除了滇、桂、粤、晋等军阀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外，北洋军阀逐渐分裂成三大派系，即段祺瑞的皖系，张作霖的奉系，吴佩孚的直系。各派之间为争夺权力，矛盾重重，斗争十分激烈。在这些实力派的操纵下，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总统象走马灯似地频频更换，从黎元洪到冯国璋，从徐世昌到曹锟，完全都是各个军阀的代理人。国家的统一名存实亡。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华民国虽然已经成立十多年了，孙中山仍居于广东一隅，整个北方都被北洋军阀控制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少仁人志士曾经前赴后继作过不懈的努力，这里需要说一下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冯玉祥是直系重要将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曾立下汗马功劳。战后受吴佩孚排挤，冯玉祥对曹、吴不满，同时受孙中山代表徐谦影响，密约反戈倒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当时他与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直系将领胡景翼和孙岳结成秘密联盟。10月22日，冯玉祥乘吴佩孚在长城山海关一线与奉军激战之时，率部从古北口、密云前线秘密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冯玉祥还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完成了辛亥革命“赶走皇帝”的未了任务，铲除了封建帝制复辟的祸根。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孙中山对此一事件予以充分肯定并接受邀请，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布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表示接受中共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改组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军，推举冯玉祥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二人为副司令，分别任第二和第三军军长。这样，在北京就出现了一支从直系军阀军队中分化出来的、开始倾向革命的军队。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兼河南省长，他坚定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清乡剿匪，惩治腐败，发展交通，兴办教育，对河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吸引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参加了国民二军，一时间海纳百川，宾朋如云，河南开封成了革命者云集的地方，出现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空前盛况。祖父就是此时由陕赴豫追随胡、岳参加国民革命的。

    出乎预料的是1925年初北方革命运动遭受了重大损失，先是3月12 日从北京传出孙中山逝世的噩耗，接着4月10 日又从开封传出胡景翼病殁的凶讯。岳维峻继任河南军务督办后，思想准备不足，脑袋有点膨胀，四面出击，造成力量分散，形势的发展也十分不利。国民军势力的发展和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的惊恐。帝国主义列强积极支援奉直军阀，并促使它们联合起来进攻国民军。先是当年10月吴佩孚东山再起，年末奉直军阀实现了反革命联合，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实际上掌握了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冯玉祥被迫下野。1926年1 月吴佩孚从豫南、豫东、豫西兵分三路，进攻河南，疯狂反扑，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岳部三面受敌，国民军遭到直、奉、晋、鲁军的联合夹击，此时的岳维峻却难以应对，接连失策，陷入一退再退的狼狈窘境，形势十分危急。军阀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进步力量的强烈谴责，2月7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书，指出：中国政局发生了最大的变动，即“由进步势力结合进攻反动势力的局面，转而成了反动势力结合反攻进步势力的局面。”号召民众“打倒吴佩孚，援助国民军”；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训令，指出：国民军陷于奉直两系军阀夹击围攻之中，号召党员造成全国反吴空气。

    现在再说吴部南路军司令寇英杰，率领鄂军进攻豫南，在信阳遭到岳部蒋朗亭的顽强抵抗，屡攻不克，吴佩孚见信阳城久攻不下，便留下部分兵力对信阳实施包围监视，主力绕道北进。祖父任职的遂平县就在信阳之北，此时岌岌可危，祖父明知时局严重，大祸将临，本可明哲保身，一走了之，但他却镇定自若地安排随任家眷绕道回陕，自己却毅然决然地坚守任所。这时豫中各县的县长大都弃城而走以求自保，有人也劝他以走为上，但他却义正词严斩钉截铁地表示：“守土之官，当与城共存亡！”透过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誓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具有崇高志向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他为了国民革命坚守职责，而将个人的生死安危完全置之度外，以至于2月下旬城破被俘，但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抱着报国为民的革命信念，吞金自尽，慨然赴死，以自己忠烈的壮举表示了对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的深恶痛绝与誓不两立。祖父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践行者，把自己宝贵的生命，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贡献给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堪为民国英烈，的确可歌可泣。搬尸回陕时沿途群众所设的路祭，充分说明了人民大众对以身殉国的英烈的尊崇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