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宝哲

           清初深具民族气节的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屈复

    屈复(1668——1745)是清初一位深具民族气节的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初名北雄，后改复，字见心，号晦翁，晚年号逋翁、金粟老人，世称"关西夫子"。清时蒲城县旌贤里（今罕井镇尉家村一带）人，后迁县城北关。屈复的先辈为蒲城望族，他的高祖屈模，是个秀才。祖父屈瑛为明礼部儒官，父亲屈必旦字祥门，号俭巷，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性好读书穷理，文章品行有名于乡里，25岁即逢甲申之变，崇祯帝吊死煤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心灰意冷中隐居乡间，布衣终生。屈复出生时其父已50岁，3岁丧母，家境贫寒。他的叔父屈谐吉为邑廪生，在吴三桂围蒲城时当面叱骂吴为"千古罪人"，城破被吴军所杀。

    幼小时对父亲十分孝顺，稍有不悦，即惧而长跪，宽慰晓喻后方敢站立。其父家教甚严，要求他砥砺学业，不亏志节。他天资聪颖，8岁入设在县城北寺(崇寿寺)的私塾，跟从单肃(子敬)学习，即能作诗，不喜八股，酷爱文学，学业优异，言谈惊人。青年时即遍读重要经史典籍，对汉魏乐府和唐人诗歌尤感兴趣，着力探索。同里贡生王诜喜其才华，将其长女许屈复为妻，14岁即将结婚时突然暴卒。屈复以十分忧愤的心情写下了《秋怀八首》表示悼念。其中有：“空谷蕙兰花，未开忽已落。断石留闲园，古槐荫阿阁。泪回向心流，揖对晨唁客。”“落叶摇寒烟，西风动残日。殡宫在城南，驾言乘夕出。荒径殊音集，宿草应涕湿。将合而乖离，无乃太仓卒。”“秋菊开东篱，芙蓉开池上。皆言色与香，脉脉心相向。白露溥溥飞，青霜烈烈降。谁令两地花，生死同相望？”王诜备受感动，复以次女续配。19岁时参加县童子试取得第一名后，有感于满清的残暴统治，他写了《过流曲川》和《三月二十八日登东城楼感往事作有序》两诗，真实地记录了顺治六年（1649年）吴三桂血洗蒲城的事件，诗的末尾提到：“中有吾家季，时危守北城。敌人惊铁面，从此有骁名。雾塞昏天地，烟消隔死生。高堂今白首，哭涕泪交横。”叙述的便是其最小的叔父屈谐吉英勇就义的事迹。受其影响，这种国仇家恨早已埋藏在他的心灵之中，并且深深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立誓不事朝廷，于是便放弃功名，浪游各地，永不参加科举，也不晋见官绅。决心隐于林泉，以终余年。

 屈复认为：“丈夫达则功名显当代，否当著书以传后世，此非终老户牖间可办也。”主張走出家乡开阔眼界，他的游历生活便也由此开始。起初闲游于终南、太华、泾渭之间，访贤问古。凡游历关中的名山大川、周秦汉唐遗迹时，有所感触，即见于诗。这时他写了《金粟堆》、《登尧山》、《漫泉》、《温塘》、《长安怀古》、《雁塔》、《新丰》、《曲江》、《杜曲》、《樊川》、《茂陵》、《杜少陵祠》等很多诗作。当时关中的名人有“三李”，他亲自登门拜访。先到富平见李因笃，留谈十余日，李看了他的诗后赞曰:"三秦之秀，尽在是矣！他日成就非予所能量也。"。接着又带病前去周至会见李二曲，中途被友人拦阻而未见面，成为终生遗憾。后又拜望李雪木于眉县太白山，交谈月余，十分投契。分离时雪木步送20里出山。康熙三十年(1691年)陕西连遭旱灾，粮价暴涨，人民流离失所，屈复在《送从侄敬之携家之襄阳》一诗中说：“贫者半沟壑，生者鬻儿孙。近闻半秦民，尽下邓汝去！”“清水爨不鸣，积雪冬无路。斗米即百钱，百钱来何处？”对“康乾盛世”人民的苦难生活，作了深刻的揭露。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其父于七月十三日病殁。荒年家贫竟无力安葬，直到第二年才勉强葬于城南紫荆原上。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屈复时年27岁，当年春季他惜别了姐姐和正在病中的妻子，背井离乡，开始了他漫长的游历生活。东出潼关，取道洛阳，途中与孙云霞秀才及高僧醉雪相遇，谈诗投契。不久又遇新安进士吕履恒，共同组织诗社，吟诗抒怀，甚为惬意。到洛阳后游嵩岳、瀍河，又去开封，寻访信陵君、虞卿及夷门古迹。后又返洛，流连大河上下者二载。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由洛阳进京，寓居一载，从不谒见官府一人。他游访北京名胜，“睹物思人城郭宫宦，山川壮丽，慨然有上下千古之思。回首江南西风残照中，苍凉何限，将裹粮遍游五岳，而滇、黔、闽、越，遥遥有万里外，一剑虽存，七尺萧瑟。”（《秋柳》诗序）表达了自己的旅游计划，并赋《秋柳》四首，抒发了他对南方抗清势力被消灭的忧愤情怀。次年，又云游于齐鲁河济之间。遂登泰山凭日，观拜先师孔子陵墓，肃谒阙里庙堂，追溯管、鲍、仲连、诸葛、羊祜之旧址遗事，游咏殆遍。他在自序《古迹》诗中说：“迈春秋而独往，沧海日高；冒风雨以长吟，岱宗云起。”又说：“山水能言，必诏史公游览；圣贤可作，须知工部咏怀。”充分表明了他对人生之旅浪迹山水的看法。在此期间，承蒙郯城知县刘三异挚诚款留，适值同乡贡士张偕六旅居于郯，张与屈乃四世素交，遂设馆于其家，教书启蒙，授徒育人。从此，郯城即为他的第二故乡。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屈复应吕履恒之约，秋天由郯城出发，赴山西宁乡。冬由山西南下，首次游历江南，至扬州、金陵、苏杭、广陵等地。在苏州作的《泊唐港》，写江南水患肆虑，夜禁严酷，提出“兵祸甚于绿林”的“盛世危言”。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屈复在郯城得知发妻王氏病故家乡，甚为悲凄。随后娶当地何氏为继室，定居郯城。时县令杨清正清廉正直，在杨任期内，豪强敛迹，但却被人诬告而革职，继任的知县荆文康，昏庸卑鄙，受贿贪污。屈复因不肯谒见，被找岔子，借词诬陷，罚三十金修城。屈复不屈服于强暴，不惜破产与之争斗。交讼两年，花费千金，而贪令荆文康反而擢升为吏部侍郎。屈复愤愤不平，作诗抨击谴责。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屈复游览了金陵，见到六朝古都，竟然变成断瓦残石，烟消雨寂，感慨之情，油然而生。“予四海飘零，吟情有在，听断岸之春流，览江南之草色，山川如故，千里凄然，目所未极，心已极焉，岂为波泉下人一置喙哉！”遂沧然涕下作《金陵古迹》五言律二十四首，寄托自己对明亡的哀思。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屈复在济南听到枞阳一贫苦妇女姚氏反抗少爷公子暴行自缢的惨痛事件后，愤然作《枞阳姚烈妇》五言长诗，共391句。诗人在控诉了人面兽心、欺寡凌弱的浪当公子的暴行后，直接把笔锋指向清廷官吏：“鹞子飞翱翔，雀死空唐丧。时无廉明吏，含冤永泉壤。”后人赞誉其“殊不亚于《孔雀东南飞》”。并称他的《雨雪》可以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辉映。

 康熙五十七年(1718)春，刑部尚书巢寄斋(可托)，内阁大学士赵晓亭，国子监司业塞芝园，观察岳蕉园，司监马援畴等，联名邀请屈复赴京。屈复二次进京，声望更盛，前述诸人与在京诗人岳安、唐岱等，共推屈复主持诗社，从其学者甚多。一些达官显宦仰慕屈复之才，令子弟随他学习，他无一接受；有的登门拜访，他迎送从不出庭户。友人劝他，他说：“以势分言，布衣安敢与公卿游；以文章道义言，恐诸公不得以俗礼求我也！”寓居京城，与友人互约：不赠礼，不送迎，不寒暄，所到之处，“惟与人言诗，士之以诗来者始受其贽，否则一介不取。”“往往灶不举火，而谈诗不少衰。下笔千言，警句奇辞，大率自饿腹中涌出。”住京期间，清宗室怡贤亲王（名允祥，康熙第十三子）曾让尚书巢可托给他推荐博学端人，作为顾问。巢可托三次推荐屈复，并以年资千金为酬。屈复每次都婉言谢绝，并作《贞女吟》以表心志，诗中说：“女萝虽小草，不愿附松柏。平原赠千金，仲连笑一掷。”“细微鸿鹄志，愿终此清白。”充分表达了屈复的高洁志向，说明自己是鄙视功名利禄的人，不愿作依附大树的女萝，虽千金之赠，也一笑置之。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玷污自己的贞操，有损一生清白。后又经韩城同乡司寇张廷枢上章力荐，仍坚辞不就。

 雍正元年（1723年）冬，屈复在北京兰雪堂与友人夜宴，一个卖艺者在帷幕后作各种口技表演，时而鸡鸣犬吠，时而男女嬉戏，时而斗殴打架，齐声并出，如临其境，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不知道的以为有许多人合演，帷幕拉开，实际是一位白头老者。屈复观后，百感交集，遂作《兰雪堂夜宴即事》七古，诗人在描述了表演的情况后写道：“岂知末艺可通神，奏出稍令天地新。因变群雄噪山泽，屋瓦欲飞东方白。一灯化出千点灯，一帛裂成千段帛。为此小道犹困穷，文章何处哭秋风。”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生活的困难，作了无情的鞭挞。同代诗人马璞读了此诗后评论说：“古无此事，安有此题？又安得诗乎！事本难写，兼能写出纷纭情状，诗中有画，不足道也！”

 雍正七年（1729年）春，62岁的屈复，返回山东郯城。他原想以两年时间，整理自己的旧作。不料郯城遭遇水灾，屋宇被冲湮，所著书稿被水浸冲后，损失颇大，整理之念遂灭。

 雍正八年(1730年)秋，63岁的屈复应京中友人及门人之请，三次入京。这时他的声望益重，谈诗者多奉为宗工。这年徐骏因所作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又在奏章中写"陛下"为"狴下"，被杀头，诵徐诗者也被处死。文字狱之严酷，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屈复忍受不了这样的文网悲剧的连续发生，作《北风行》，强烈批判文字狱之祸。

 1736年，雍正帝死，乾隆即位，屈复已69岁高龄。刑部右侍郎杨超，虽不认识屈复，但因久闻大名而仰慕其学问品德，曾以“当今第一流人物”上疏举荐他应"博学鸿词"。屈复借口年老多病，坚不应征，也不面谢杨公，并因此赋《感遇诗》30首。其中说“万马抑维挚，一马在野驰。长林无丰草，安能就靷黹。”“高鸿向远音，游鱼潜深渚。飞潜各自怡，强之两相误。”“巢许辞天下，夷齐辞一国，区区一微名，辞之不可得。”其意思讲得很清楚：群马被绳索绊絷，唯我在田野奔驰。森林怎能无丰草？怎么能被套进辕里！鸿雁鸣声嘹亮，游鱼水底荡漾。万物怡然自得，凡事不必勉强。巢父许由辞退天下，伯夷叔齐让了国家，“博学鸿词”这小名堂，坚决辞退不接受它。

 乾隆三年（1738年）屈复71岁，在北京蒲城会馆著成《楚辞新注》八卷，以新意疏解屈原辞赋，为《楚辞》研究作出贡献。翌年又著《玉溪生诗意》八卷，对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了解说，显示了他独到的见解。这一年怡贤亲王第三次聘屈复。屈复第三次辞却千金聘费，作《已未二月朱邸屡见招辞后示门人之作》，又一次表白了他志节的纯真和安贫乐道的决心。他把自己的诗作收拾在一起共2217首，编成《弱水集》，以"弱水"名，有其深刻的含义。《禹贡》有“弱水既西”的记载。唐代文学家柳子厚说得很清楚。他说:"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涣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篓靡垫没及底而后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导之西流也。"屈复以弱水命其堂，以弱水命其诗集，取意为虽无力载舟反清，但也不同于其它河水东流入海，要反其道而西流。隐晦曲折地表达了他反清复明的思想，暗示其崇高的民族气节。接着又继续编撰《乐府新解》、《评定<全唐诗>》、《明四家诗选》、《王渔洋诗注》等书。

 乾隆六年(1741年)同里秀才贺克璋(阁然)读到《弱水集》后，感慨地说:“是集不传，关中岂无人矣!”遂慨然筹金刻印，马援畴、陈长镇为之评注并作序。友人刘藻(苏村)、高士钥(景莱)等，阅读过他所著《唐诗成法》及《玉溪生诗意》，赞为"此后学之规范也"。于是筹资刻印。

 乾隆七年(1742年)秋，屈复已75岁，年事已高，但仍决心南游。他离京至郯城，邑令王兴若及张偕六之孙子谋、曾孙克约等，殷勤款留。次年第三次南下江南。到扬州，复游江浙，赴宁波登白云峰，又去南楚溯沅湘，吊三闾汩罗诸地，徘徊于白门、钟阜、采石间。五月后渡江至苏州。七月初，后嗣曾孙来泰由陕西到苏州迎接曾祖回蒲。

 屈复终生无子，1737年他居京时，宗族决定以曾孙屈来泰为其嗣，他闻之欣喜不尽，这次来泰来苏州接他，自然他喜不自胜，特作《喜来泰到苏州》十二首。不意屈复痰疾发作，只得在友人贺君召(吴村)家天宝观来鹤轩调养，半年后始愈，由来泰扶持至苏州，住三祝寓斋，作《百砚铭》。这是诗人最后的遗著，其文借石铭志，以物喻人，表示其民族气节终生不渝。

 乾隆十年（1745年）春，他决意归关中故里，先绕道郯城，与亲友告别。谁知他旧疾遽发不能行，五月二十一日卒于郯城。来泰扶柩归葬陕西蒲城父茔，终年七十八岁。

 屈复一生，寄情山水，未及弱冠即开始出游，初涉三秦，继而出关，足迹遍踏河南、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三上北京，并三下江南，游历了大半个中国。遍访古迹名胜，先贤遗事，观风问俗，体察民情，结交诗友，组织诗社，作诗授徒，浪迹大江南北，在外飘泊五十余载，终生未归故乡。“一粒一丝，寸纸点墨，皆赖朋友”经常过着“仆瘦婢无衣，万端尽零落”的困苦生活。虽然一介布衣，但凭真才实学，所到之处，仰慕者云集，从学者甚众。其清操声望，闻名遐迩。由于他广泛接触了士农工商各界群众，所以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人民性，他以诗笔为武器，与强暴作斗争，字里行间，渗透着崇高的正义感。歌颂善良，针贬邪恶，寓意寄托的作品，在他的诗集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大至名山大川，江河海湖，小至燕雀蛐蟮，蚊蝇蚤虱，他都因物命题，“或阐发幽潜，或借抒胸臆，非关古今兴亡暨先贤名实、伦教民风者，不涉笔。”以示其志。他的诗势如江河，汹涌澎湃，一泻千里，连绵不断。往往是借题发挥，一咏就是二十首或三十首，洋洋数千言，让人阅之有欲罢不能之感。近代学者党晴梵认为：“悔翁五言古诗，简静明洁，一本汉魏，其《枞阳姚烈妇》一首，两千三百余字，殊不亚于《孔雀东南飞》。七言古诗，用笔婉转，夭娇生姿，其《流曲川》，《红芝驿》数篇，可作稗史读。古乐府，嬉笑怒骂，无非文章。其含蓄蕴藉，寄托遥远，为生平独到者，则七言律诗，书中《干蝴蝶》二十首，确属自传，《雁字》四十首，亦即王船山之意，其他《黄牡丹》《红梅》《瓶梅》《落叶》《秋草》《秋柳》（除和渔洋四首外又有八首），以及《洛阳》《金陵》《杭州》诸诗，表面似乎为咏物怀古，然而内涵者皆当时史实。”屈复熟悉历代兴亡史实，自负有经世才略，曾说:"随行一卷惟黄石，烂在腹中三十年。"(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屈复诗的风格浑劲朴真，悲凉郁勃，现存五七言近体和古体2200多首。内容大多咏史记事，旅游酬答，在不少作品里表现了他的故国兴亡感慨。《六十生辰》中说:"石转志莫移，电流空自讼。永怀劬劳思，此日能无痛?"显示他的志节和对故乡及亲人的怀念。其他如《送故乡亲友下第旋里》 7首、《送陈宗五旋里》10首等诗也都写了不忘恢复的抱负和有家难归的心境。

 屈复的诗寓意深刻，雄深雅健，独树一枝，自成流派。清末学者周爰诹概括其诗作特点为："其论诗，于兴、赋、比之外，专以寄托为主"。这就是说， 屈复的诗有赋、有比、有兴。有时触景生情，托情与物，因事寄兴，寄托自己的情怀；有时因对时局不满，又不敢直言，取譬引类，以其它的事来比自己要说的事，抒发自己的心思。按照屈复的说法就是：“陶之饮酒，郭之游仙，谢之登山，左之咏史，彼自有所以伤心之故，而借题发之，未可刻舟而求剑也。”由于屈复所处的时代正是文字狱盛行的时代，所以他写诗的形式，以比喻、寄托为主，很少用赋的形式，而被人们推为“寄托说”的代表，形成了与清初诗坛上盛行的“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相抗衡的“寄托派”。

 清代初期，诗坛上的斗争十分激烈。康熙刑部尚书王渔洋提倡“神韵说”，主张以清妙的修辞，诱导读者到美妙神秘的境界，片面地强调诗的空寂超逸、镜花水月，反对现实性强的诗歌及沉着痛快、酣畅淋漓的风格。这是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不敢反映现实的一种表现。“神韵派”稍衰，“格调说”又起，它的代表人物是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沈德潜，他论诗主张格调，要求人们“温柔敦厚”，歌咏升平，应制唱和，训顺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继“格调派”而起的是袁枚的“性灵说”，所谓性灵，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但其过份的极端是，认为凡是真实地表达了感情的便是好作品，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不对感情以进步的政治道德规范，主张“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致使一个时期，文学中色情、低级内容大量出现。屈复的“寄托说”，是和上述三种形式主义相对立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思潮。所谓寄托，就是强烈地反对清朝统治阶级的民族高压政策，同时鞭挞那些依附清朝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由于屈复坚决反对清朝统治阶级，所以他在诗歌创作上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在清初是没有一个诗人能够与之比拟的。可以说他是近代当之无愧的非常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

 但是，象屈复这样一位有才华的诗人，200多年来为什么竟至默默无闻，在现在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中一笔也未提到？这固然是屈复不屑于接受统治阶级的拉拢，情愿贫困潦倒，死于流浪的旅途之中；但也与那些得势的御用文人对其恨之入骨，利用手中的权力，百般攻击，诬蔑排挤有关。翰林院编修杭世骏就曾指名道姓质问屈复，诗中寄托何事？屈复说：“此乃置我于死地也！”沈德潜深得皇帝之恩宠，又奉命选《清诗别裁》，虽然选录了屈复八首诗词，但在书中却说:"晦翁以布衣邀游公侯间，诗虽未纯，每露奇气，惟过于自矜许，好为大言，而一二标榜之人，至欲以一晦翁抹到古今诗家，于是学者毛举疵瘢而苛责之，晦翁无完肤矣"。由此可见当时官方对屈复的歧视。这也就是他在文学史上少为人知的原因之一。清末翰林周爰诹认为：“观其高尚之节，其隐微可知。以触时忌，未有敢表章者。”其实，屈复的影响在民间一直是深得人心的。时人乾隆进士杨鸾(潼关人）对屈复的评价是：“当代人物，以先生为第一。”阳曲（太原）学者张耀先则评曰：“近世关中人物称三李。先生志节，近二曲、雪木；诗格高迈，殆非子德所克埒。而振奇磊落，壁立千仞之概，将与古人参席焉。”《续修陕西通志稿》对屈复的一生作了“似隐非隐，似狂非狂，诗名满天下，卒无有能测其为人者”的评论，是十分恰当的。清末任陕西藩司的樊增祥，在1904年为大画家徐璋所绘《屈复秋风罢钓图》的题词中就曾经高度评价了屈复的诗歌创作。其诗曰:“江南塞北屡经过，惭愧诸王致礼罗。已叹甲申逢国难，何心已未占词科。屏风赋就归装急，野史亭荒夕阳多。袁沈同时轻薄甚，岂知万古有江河。”作为清朝政府的官员，他能够撇开门户之见，认识到屈复诗歌的成就远在袁枚、沈德潜之上，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客观公正的。

 屈复留给世人的著作有《弱水集》22卷，《楚辞新注》8卷，《杜工部诗评》18卷，《唐诗成法》8卷，《玉溪生诗意》(又名《李义山诗笺注》)8卷，皆乾隆刊本，后曾被列为禁书。《玉溪生诗意》有扬州艺古堂刊本，上海会文堂石印本。还有《乐府新解》、《评定<全唐诗>》、《明四家诗选》、《王渔洋诗注》等。多存于馆藏之中，民间少有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