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宝哲

         中国近代史上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中的王鼎

 说起鸦片战争这一段历史来，人们都知道林则徐的英名，但是前多年，历史学家却有个不应有的疏忽，这就是对当时参与清廷高层决策的主战派领军人物——王鼎吝惜笔墨，以致人们对这位以死“弹劾投降派，举荐林则徐”的抗英名相知之甚少。笔者曾有机会接触著名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先生，据他讲主演电影《林则徐》时，尚不了解道光朝中居然还有大义凛然的王鼎。这当然怪不得鲍先生，只能怨中国近代史史料不详。当鲍先生后来获知王鼎的事迹后，大为感动，曾亲自去王鼎的故乡进行考察调研。笔者就是那次得遇鲍先生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近代史出现了这样的疏漏，笔者认为这与当时在清政府中得势的投降派处心积虑地掩盖事实真象脱不了干系。

 王鼎（1768—1842），字定九，号省崖，陕西蒲城人，嘉庆元年（1796）二甲第三名进士。历任工、吏、户、礼、刑诸部侍郎、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兼顺天府尹，是京城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后又授军机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在满清皇朝中居于相国之位。据《清史稿》记载：“自禁烟事起，英吉利兵犯沿海，鼎力主战。”这说明在外侮压境时，王鼎是主战派中职务最高的官员。但是由于满清政府腐败无能，道光皇帝重用其舅父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力主退让投降，王鼎常因意见得不到支持而怅然长叹，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禁不住悲从中来，潸然泪下。最后甚至采取了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办法来表示愤怒抗议，实在可以算得上我国反侵略、反投降斗争史上的彪炳千秋的个人壮举。

 因为志同道合的关系，王鼎同比自己小十七岁的林则徐（1785—1850）相交甚厚。当英国商人在南方大量走私鸦片严重危害国计民生的时候，王鼎力主禁烟。1838年冬，在王鼎等严禁派的举荐下，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离京前林曾亲到王鼎府上辞行，据《林则徐日记》戍戌年十一月十九日（1839年1月4日）记载：“晴，料理行装，未出门。晚在王省崖相国处饭。”说明林则徐在赴任前夕曾赴西单甘石桥王鼎住处登门答谢保举、栽培之意，他们在一起统筹谋划禁烟事宜是意料中的事。林则徐抵达广州后，立即开展禁烟，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并在虎门外滩当众销毁鸦片两万余箱，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840年英国殖民者挑起侵略战争，妄图以武力打开中国门户。当其在东南碰壁后，便于当年8月进犯天津，惊慌失措的道光皇帝竟将战败的责任推卸给林则徐和抵抗英军的邓廷祯，决定把林则徐革职流放新疆。王鼎深表不平，对林极力保护。此时黄河在开封的祥符决堤，如不及时修堵，后果将十分严重。道光此时已倒向于主和派，对王鼎的主战态度感到厌倦，便借机决定让王鼎远离京城，去开封治理黄河，以免他再絮絮叨叨干预与英议和的事。王鼎则以林熟悉治水为由，要求把林则徐留下协助自己治理黄河水患，意图阻止让林戍边处罚。清廷无奈只好命林则徐由赶往新疆途中“折回东河效力赎罪”。王、林二人齐心合力，同甘共苦，躬督吏卒，昼夜巡护，详查水情，筹悉险要，出谋划策，修堤筑坝。他们亲临第一线，吃住在工地，同群众一块苦干，累病了也顾不得休息，终于使决堤于1842年春如期合龙，其“财用之节，成功之速，前所未有”。在合龙的庆功宴上，北京传来圣旨，王鼎满以为是对治河的祝贺嘉奖，岂知开读后只字未提贺功，只有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数语。原来穆彰阿深恐林、王结合后投降阴谋破产，所以提前向道光皇帝奏本，一定要坚持流放林则徐。王鼎对此深感意外，他无法接受这个痛苦的现实，禁不住痛哭流涕，林则徐却泰然自若，打点行装即日起程。行前，林曾作诗述怀，题名《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戌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其一曰：“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羁臣帐荷戈。精卫原知填海误，蚊虻早愧负山多。西行有梦润丹漆，东望何人问斧柯？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涕滂沱。”其二曰：“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亦感发苍苍。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抒发了他对国事和人生的看法，表达了他对王鼎的深情厚意。

 林则徐西行后，王鼎即返京面见皇帝，力陈林之忠耿，保荐林之贤能，并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穆彰阿之流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王鼎此时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加上又曾是皇帝的老师。宦海劳碌近五十年，算得上两朝元老，因此语言坦率，毫无顾忌，每次见到穆彰阿总是严词斥责其祸国殃民的丑行，其情怒不可遏。穆只能用“笑而避之”的软办法来对付。1842年6月的一天，正是满清王朝为鸦片战争的战和举棋不定的时候，皇帝同时召见王、穆两个军机大臣，王鼎当着道光的面又无情揭露穆彰阿陷害忠良的奸贼行径，骂穆是当代的秦桧、严嵩，穆彰阿仍然是“默然不与辩”。道光只好出来打圆场，笑着说：“卿醉矣”。命太监把他扶出去。第二天王鼎又上朝苦口谏争，道光大怒，拂衣而起，王鼎牵着道光的衣服请他听完，但道光拂袖而去。王鼎回到官邸激愤不已，忧心如焚，眼看大好河山将受外夷宰割，奸佞当道，忠良遭诬，黎民受苦，国运日艰，真是五内俱裂，痛不欲生，他决心进行“尸谏”，希冀于用自己的死来唤起朝野对民族命运的关心。于是写好遗疏，告诫皇帝“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于6月8日（古历四月三十日）晚自缢于军机处之别院昨斋庭，以他的生命同投降派作最后的一搏，谱写了一曲雄伟悲壮的正气歌，这是反侵略、反投降斗争中一次震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第二天早朝，文武大臣均已到齐，独缺王鼎，当时穆彰阿的亲信军机处章京（文书）陈孚恩即去王的住处探问。此时王的仆从称主人晨卧未起，陈察觉反常，迳直入其卧室，发现王鼎茵地依床而坐，项系绳索挂于帐竿之上，目瞑气绝，即知有异，遂探怀中，发现遗疏，暗揣而出，面呈穆彰阿，共同计议。这个突然变故让穆党慌了手脚，立即将遗疏另换，把弹劾奸佞、保荐忠良改为临危感恩数语，为了掩盖事实真象，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对外严密封锁消息，称王为暴亡，上报道光皇帝。道光明知其中蹊跷，也不加追究，敕命大规模祭葬，抚恤优厚，赠太保，谥文恪，入祀贤良祠，葬礼搞得非常隆重。次年三月九日王鼎之子王沆奉父柩归葬蒲城，《王鼎墓志铭》系穆彰阿篆盖，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务卓秉恬撰文（王沆原请翰林院编修冯桂芬撰文，稿已出，因地位太低而另换），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祁隽藻书丹。他们这样做，其目的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是要告诉世人，王鼎属于正常死亡，与国事无干，这样就避开了和与战、投降卖国与抗敌保国的矛盾，维持他们正在给英国侵略者让步、投降的政策。国史不载，墓志不述，他们企图通过造假来湮没此事的轰动影响。其实，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欲盖弥彰，此事的真象在坊间很快传开，消息不胫而走。其情节虽稍有出入，但都表明穆党从中做了手脚。如另有一说，改换遗疏者还有军机章京聂沄和张芾，他俩都是陕西泾阳人，与王虽为同乡，但极力谄附奸相，或陈、或聂、或张无从深辨，也可能共同参与，无论那种说法，都证明了穆党确实偷换了遗疏。据林则徐亲手摘录的史料中写道：“文恪之死，即缢于军机处之别院，昨斋庭也。先一日召对，力保数人，嶰翁（指邓廷祯——笔者注）在内。上顾而言他，复谓曰：‘尔病未愈，可再调养数日，何必如此着急。’文恪犹刺刺不休，上怒拂衣而起，文恪执裾大言曰：‘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大干批鳞之怒。次日复赴直庐，欲俟枢臣（穆彰阿）退直而说。……适是日事多，退直甚晚，小军机迎谓曰：中堂相候已久。穆、潘（世恩）询之，则已不知所往，觅之，乃于茶户别院缢焉。”（林则徐《软尘私议》第十则《文恪之死》）协办大学士汤金钊曾与王鼎共同保荐林则徐，此时也以死相争，但为穆党所持，连降四级，不能作声。汤的后代纪尚在《书蒲城王文恪遗事》中也揭示了王鼎殉国的经过：“时枢相穆彰阿秉政，张威福，尤深嫉两广总督林公勋名出己上，乃巧构机牙，媒蘖其短，以触上怒，由是林公废罪，虎门撤防，海氛益炽。逮公还朝奏对毕，痛陈御座前，力争不可得，退草疏请罪大帅，责枢臣，怀疏趋朝，待漏直庐中，灯火青荧，遽自槃暴薨。疏阻遏不上，朝野骇谔，事隐秘莫测其端。夫枢臣之百计阻，必欲置公死地，而公果罹其厄，归命君父，精白一心，姿摩荡而无回互。……呜呼！公以孤忠结主和，而谇困于佥壬，使之忧愤危苦，以效史鱼之节。”（《槃迈斋文集》卷甲）

 最权威的爆料当属居于王鼎次位的军机大臣祁隽藻，他是山西寿阳人，在军机处位列第三，是王鼎的挚友，王鼎的墓志铭就是由他书丹的，但铭文对王鼎的死因却不能直书其实，这自然让他感到憋屈，13年后当他看到王鼎临摹的帖卷时，睹物思友，他的情感像开了闸的洪水，竟写了一首长诗，道出了实情：“秦中溯相业，二王为举首。蒲城继韩城，紫阁映先后。文端（王杰）似沂国（张良），遭逢信非偶。正色主枢廷，晚节弥坚守。文恪登政府，回疆初获醜。勋名亦烂然，乡望传耆考。文端以书名，刚健出深厚。文恪赏称之，谓以心应手。而公自为书，乃独阀门牖。瘦硬力通神，亦非慕欧柳。有如君子交，以折非貌取。直道期共济，安娿复何有？更读太史文，感喟到亲友。史传不能载，孤愤盈万口。直哉史鱼节，纯臣心可剖。（海门记公遗事书于卷末）后辈仰前哲，嘉谋告元后。……知己恨未酬，国思意虚负。念前手迹在，使我徊肠久。河岳终有灵，文章且不朽。”（《张海门编修金镛以王文恪公临褉帖见示感叹记之》《亭后集》卷二）诗中的“史传不能载，孤愤盈万口。直哉史鱼节，纯臣心可剖。”进一步坐实了王鼎尸谏的真象。此事虽然史匿志隐，但至光绪时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以至当时由蒲城县官方主持编纂的《蒲城县新志》卷十《王鼎传》中对王鼎的死因即作了客观的复原：“二十二年三月还朝时，海疆厌兵，林文忠公方被遣，……上劳公，戌申晦，草践疏，痛诋当事者误国，贻他日无穷患，讫毕，置之衣中，缢于圆明园寓邸，年七十有五，欲校古人尸谏也。后其疏为险人所易，竟未上。”光绪时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讲习馆总办事二品衔周爰诹在所著《蒲城文献征录》卷下中也为王鼎列传，其中提到王鼎“官至东阁大学士，中外敭历，事迹俱载国史。惟尸谏一事，史官不记。盖因与外夷不和，贬大臣，伤国体，奸相穆彰阿擅权惑君，公力谏不听，不得已而捐身以谏，冀以感悟君心也。孰谓群小盈朝，竟易遗摺，外人皆知之，而君独不知，遂使国是日非，敌势日张，以驯至于亡。后之论者，盖莫不深惜焉。”

 林则徐是在流放途中听到王的死讯的，通过朋友的来信，他已得知其因荐己而殉国的真象，异常悲痛，写下了挽联和悼诗寄托哀思。其挽联为：“名位显韩城，叹鞅掌终劳，未及平泉娱几杖；追随思汴水，感抚膺惜别，还从绝塞恸人琴。”其悼诗为：《哭故相王文恪公》诗二首，其一曰：“才锡元圭告禹功，公归遵渚咏飞鸿。休休岂屑争他技，蹇蹇俄惊失匪躬。下马有坟悲董相，只鸡无路奠桥公。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其二曰： “廿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涕难禁。艰屯谁是舟同济，献替其如突不黔。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黄扉闻道犹虚席，一鉴云亡未易任。”抒写了对王鼎辞世的刻骨之痛，其中的“卫史遗言”即点明了“尸谏”的事实。思想家魏源是当年秋后才了解到真象的，他义愤填膺地写了一组《秋兴后》的组诗来抒发自己对挚友的悼念。其中第六首写道：“万言遗疏气嶙峋，尸谏谁闻古荩臣。荐瑗诛弥周直史，排云叫阖楚灵君。风雷何日金滕发，葵藿难通黼座陈。身后被人焚谏草，觚棱月照汉宫闉。”当时的知名人士周寿昌、谭显、王柏心、陆嵩、陆黻恩、陈世镕、朱葵云、王增平等都曾满腔悲愤地写诗著文表达对王鼎殉国的敬仰和“直谏敢批鳞”的肯定。

 王鼎的尸谏不仅震撼了社会上层，而且在一般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普遍的赞颂。从道光到民初七八十年间，以王鼎为题材的各种创作，如雨后春笋般地接连涌出。其最早的当数据林则徐从友人提供的信息中辑录的《软尘私议》第九则提到：“杭人有对云：‘海未定，波未平，一中丞忧国忧民；威不扬，逆不靖，两将军难兄难弟。’又有续戏目云：‘王中堂捐躯报国，皇太后勖主用贤。’上句人所共知，下句则不知有何造信也。”由此可见，王鼎殉国后当年十月杭州一带人民已经将此事编成戏曲在演唱了，并且演义出了皇太后勉励儿子要从王鼎殉国记取教训，重用贤臣，反映出了民意民心。光绪年间出版的《罂粟花》通俗演义，第二十一回就直接写入了王鼎殉国的事件。蒲城贡生米岩，还以此事为主线创作了《桃李记传奇》共十二卷，一百二十出，长达二十余万字。1921年程道一所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清闲演义》其中的《鸦片之战演义》第三回详细记述了王鼎殉国时朝廷内外展开的复杂斗争。著名作家蔡东藩所著《清史通俗演义》第五十三回“效尸谏宰相轻生，失重镇将帅殉节”更详细的描写了尸谏的全过程。这些文艺作品依据史实，进行集中概括，都把王鼎写成了直臣、英雄、鸦片战争时的爱国主帅、民族脊梁，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使王鼎的光辉形象千秋永垂！

王鼎的死，并不能使病入膏肓的满清政府改弦易辙，开始投降派们也确曾慌乱过一阵子，他们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一方面以“暴疾溘逝”上报皇帝，在这一切就绪之后，穆彰阿之流反而庆幸少了一个羁绊，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卖国活动。就在王鼎死后不足百日，他所最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投降派于当年8月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割占了中国南部海疆的门户——香港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强加给我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恰恰走向了王鼎遗疏的反面，“恶例一开”，继英国之后，美、法、日、俄、德、意、奥、葡等帝国纷纷伸出魔爪，强迫清廷签订了数十个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像一道道绳索捆缚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上，华夏在叹息，在呜咽，在滴血。

 林则徐蒙冤遭贬到新疆后，仍然矢志不移，去最边远的地方领导群众疏通水源，营造沟渠，开垦荒地三万七千余顷，继续为民造福，深孚众望，道光皇帝不得不“特旨赐还”，在他过了三年流放生活以后任命他为陕西巡抚，代理陕甘总督。林则徐到陕后，已经年过六旬了，他以身体需要调理为由，请了三个月病假，到蒲城王鼎的故里为王守心丧，以谢知遇之恩，尽晚辈之礼。林则徐同王鼎真可谓生死之交，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肝胆相照的友谊，是值得大力讴歌的。

 王鼎当时在禁烟运动中所处的主帅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不应该淡忘他。我们欣喜地看到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王鼎条目对尸谏的肯定。但让人感到怅憾的是，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史学界的某些专家学者竟还对王鼎尸谏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充分说明穆彰阿之流所施的障眼法仍然还有影响，这大概就是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不提王鼎的原因吧！以至到本世纪初蒲城高起胜先生筹建林则徐纪念馆时还有人在报纸上公开质疑林则徐到蒲城为王鼎守心丧的真实性，他们的疑点就是林的这次行程未见公开记载。须知王林的关系当时是为朝廷所忌的，林则徐公开为王守丧岂非自找麻烦、我们可以倒过来推理，王鼎曾主持过林则徐参加的科考，应是林的座师，以他俩生死相托的关系，在座师因荐己殉国时正在流放途中，无法亲临祭奠英灵，只能 “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这应当说是他的终生遗憾。因此，以弟子之礼为王鼎守心丧，特别是亲到坟前祭奠，应是林的一桩特大心事。当了陕西巡抚以后，已至座师归葬之地，正是了却夙愿的最好机会，他却不动缅怀之念，这能符合人之常情吗？因此笔者认为王鼎尸谏和林则徐守心丧，这都是客观存在的确凿事实，应该是板上钉钉的结论，不应存在争议。笔者撰写此文的原意，也就是为了拨开当时投降派所制造的迷雾，让人们对王鼎尸谏的内情有一个返本归真的认识，愿王、林的高风万古留芳！

 最后且题《赞王鼎》七律一首，以为本文作结：

 爱国名相志坚诚，长驻民心青史旌。

 政炳一朝声誉盛，官居五部吏风清。

 禁烟主战御英寇，治水荐林扶俊能。

 四不遗疏盼君醒，惊天尸谏九州崇。